诗词联想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凉》，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诗句赏析
词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诗词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往古来今之思，读来往往觉其放达，而不觉其悲切。此处却不然，以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鸣廊，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益觉开凉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
“世事一场大梦”中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实事，即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亦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识。“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秋凉”，用“新凉”指又一个秋天的来临，并且突出了秋天乍到的“新”，可见诗人对节候变化的敏感，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词人由此产生出真挚的惜时之情。“新凉”亦指诗人再次遭到排挤打击的人生际遇，用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秋凉”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谓叹，寄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凉两句词远远不止是苏东坡在记叙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凉鬓上。”在冷落清秋的夜里，凉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读者同样可以感觉到阵阵寒意袭来。
过片两句，更可见牢骚。“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贱”是因为“人贱”，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苏轼远贬黄州，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以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有人认为“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可见“月明多被云妨”一句写的是眼前实景，是自然现象，但似乎还有更深的内涵，是在借自然之景抒写他对社会环境的认识。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妨”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于发挥而深感忧伤苦闷，而此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点出了作词的时间与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据记载这首词下原有注释“寄子由”，可见苏轼此词是在中秋之夜写给其兄弟苏辙的。其实，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弟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作为欣赏者，也不妨抛开考证，作宽泛理解。苏轼晚年饱受政治打击，他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此词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能摆脱尘世的痛苦。在这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为深沉的悲凉之中。
特点
整首词突出了一个“凉”字，以清寒的中秋之夜的凉风、明月与孤灯等情感意象，营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完美意境。苏轼借写节候之“凉”，抒写人生之“悲凉”，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与这首词意境与主旨相似的就是那首写于密州的词《水调歌凉·明月几时有》，在那首词中，苏轼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与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相比，两词都是借写景抒怀，都渲染了一个“寒”、“凉”情绪意境，给词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情感意韵。所不同的是前者在于指出节候之“清寒”，后者重在喻示人生之“凄凉”；前者写天上人间之“清寒”，后者写现实人间之“凄凉”；前者想象天上人间之“寒”以反衬人世间值得留恋，后者借人间之真情以慰藉自己“凄凉”的心灵。两词相得益彰，情韵悠远，表达了饱受政治打击的苏轼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
总结
苏轼这首词也寄寓了一定的哲理意味。但这种哲理意味是通过营造一个完美的审美意境传达出来的。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中秋之夜清寒的月色与空寂的长廊，孤独的词人身影与孤独的黯淡灯光，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与真挚的人世之恋，读者并不感觉到说理、议论的空洞与枯燥，而是为词中深沉的情感所打动，然后体验出作者蕴含于词中的哲理趣味。另外，苏轼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词人，然而这首词风格柔婉，可以看出苏轼的词风也有悲情婉约的一面，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此篇写黄河的奔腾冲泻之势及华山的峥嵘秀伟，运用神话传说，驰骋想象，使山河更带有神奇的色彩。
“西岳”两句。此诗开篇，就以“西岳峥嵘何壮哉”的突发唱叹，写华山的雄伟，起势宏远突兀，接着便展现登山远眺所见到的黄河之雄姿。接着四句写黄河。先写河的触山动地的汹涌澎湃之势，继写河的急流盘旋成涡，声如巨雷，最后写河水在阳光下，反映出灿烂辉煌的色彩，并把它和人的命运连系起来。出人意外的是，诗人对黄河的勾勒，却用了飘忽的轻笔：“黄河如丝天际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景象迥异，这是因为诗人此刻是在烟云缥缈的华山绝顶；从万仞之上，远眺数千里外的盘曲黄河，正有细曲“如丝”“天际”来的奇妙感觉。而且诗人描述的重点是华山，用这样的轻笔勾勒，较之于重笔渲染黄河的壮阔，更可以反衬华岳的高峻入云。然而，黄河毕竟是狂暴不羁的，在它奔腾至华山脚下的时候，就不再轻细“如丝”，简直是波山浪海了。因此，诗人之笔亦突然夭矫而行、力挟千钧：“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它那蓄势“万里”的排浪，使山岳为之震撼；疾浪受阻，便沸怒而折，翻卷起巨轮般转动的漩涡，发出震撼三秦的雷鸣。这景象的确惊心动魄。
然而这一切都是华山尚未开辟、黄河中途受阻的虚境。诗人的思绪此刻已飞向了远古。传说大禹理水之前，华山与对岸的山峰相连一片，挡住了滚滚黄河。大禹到来以后，指挥河神巨灵，将山峦横击为二，黄河才得以畅流。那击开的两半，就是现在隔河相峙的华山和首阳山。诗中的“荣光（华光）休气（瑞气）纷五彩”二句，于惊雷震荡声中，忽作舒徐悠长之音，正表现了圣人大禹降临黄河的自信闲暇之态。接着便有巨灵擘山的壮观一幕：诗人以“咆哮”状貌巨灵擘山的盛怒，以“洪波喷射”描摹山分浪奔的奇景。其运笔亦如巨灵和怒浪，显示出李白所独具的“疾雷破山、颠风簸海”（谢榛《四溟诗话》）之势。“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刚刚击开的三峰（即华山“落雁”、“莲花”、“朝阳”三峰），被巨灵震得慌忙退立，才免于倾覆之灾；但在翠崖丹谷之上，还留下了河神凌厉的掌印（即今华山东北的“仙人掌”）。与巨灵神的悍蛮擘山、不顾而去相比，西方之帝（白帝）就显得可爱多了：他仿佛要抚慰受击的山峦，竟暗运天地之气，一夜之间，将华山的顶峰，化作了一朵“莲花”，并让缭绕的白云，变为云台（即云台峰）承托着它——华山自此后便如青碧的莲花，盛开于万里白云之上。这就是诗中第一节所描绘的华山奇景。由于这描绘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且交织着黄河的涛声骇浪和绘纭多姿的往古神话，显得格外壮丽和妩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出一个神奇缥缈之境，为友人的“出场”作铺垫。
“云台”八句以神话故事和现实的人物并写，似幻似真，并以此娱悦元丹丘。言云台的阁道连接着高不可测的云霄之处，有明星、玉女二仙女来侍洒扫，麻姑为人搔背，手爪很轻。我皇把守着九天的门户，元丹丘与天谈论着宇宙形成的问题，出入于高高的九重天上，往来于蓬莱与华山之间。“云台阁道（栈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这两句从云烟幽渺之中，勾勒友人闲步云台的姿态，使友人带有了飘飘欲仙的风神。“丹丘”之名，恰是《山海经》神话中的不死之国。故诗人直接以“不死”二字，将他一语呼出，显得既诙谐、又有情。元丹丘之去到华山，即将度过的，无非是隐逸山崖的清寂岁月而已。但在诗人笔下，却化作了如梦如幻的连翩奇遇：传说中的华山仙子（明星），慌不迭地为他“洒扫”庭坛；手如鸟爪的“麻姑”，为他“搔背”时，下爪竟还那样轻灵。至于接待过汉武帝的瑶池王母，年事已高，就只好请她看守门户了。倘若友人想“扪天摘匏瓜（星名）”，或许还有机会与天帝攀谈上几句哩——“明星玉女备洒扫”四句，将元丹丘隐迹华山的生活，描摹得美妙、奇幻。原来互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一经诗人信手拈来，便绚烂相映、顿成化境。“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人想象自己的友人，从此将光辉闪闪地出入于九重之天，或者迅疾如飞地往返于仙境蓬莱。或许他还能像传说中的老翁一样，误入嵩山大穴，得到仙人的“玉浆”之赠。想到这里，诗人不禁向友人脱口而呼：“倘得“玉浆”，可别忘了让我也分享一杯呵！到时候，我就与你像传说的汉中卜师、酒店老妇一样，骑上仙人的“茅狗”，刹那间化作飞“龙”，直上云天。”悠然神往的结语，表现出诗人对神仙飞升的向往与仰慕。
全诗运笔收放自如，“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收之则“万骑忽敛，寂然无声”（王世贞《艺苑巵言》）。明人陆时雍称李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有舒云流水之妙”。《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正可当此美誉而无愧。
这是一首述志言怀的词。词人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表明了自己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及淡然闲静的心境。悠游林下的闲适和禅宗的空灵境界，在作者看来，可以达到融通：经过内“碎心田”而外“一品高官”的红尘修炼，“仙”“禅”的况味一起随着乡村伴日高眠、把酒垂钓的生活油然而生，集中体现在了这首词中。
上阕描写词人的居处。词人所居之处如同世外桃源，田园十亩，百花竞放，柳条依依。于这景物中，词人的心境表露无遗，他不苟于俗，过着恬然自得的生活。下阕述写词人的日常生活。他生活是悠闲随性的：采山货，钓河鱼，畅饮美酒，睡觉睡到日上三竿。“一品高官”以下三句，词人直抒胸臆，表明自己安贫乐道，不愿过那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
这首词写得平白易懂，不事雕琢。全篇信手拈来，准确妥帖地将词人自己的心境传达出来。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