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上片“小桃枝下试罗裳”，是说出游前的准备。天气渐暖，要换上春天的罗裳，不是一换就得，所以要试，试衣于小桃枝下，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站在小桃枝下，映衬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仅如此，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不说蝴蝶环绕飞舞，却说“蝶粉斗遗香”，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哪一种更香，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本来也是美的化身，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才有化蝶之说。
游春的人自然很多，有乘宝马香车的，“玉轮碾平芳草”，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车中的贵妇娇娃，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但“半面恼红妆”，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李商隐《南朝》诗云：“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犹如徐妃之半面妆，如取用李商隐诗意，则“半面恼红妆”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只图苟安一时，如同南朝梁、陈末年故事。这种时事使人烦恼，故云：“半面恼红妆。”惟此，前面的“玉轮碾平芳草”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可能显得牵强一些，但是，“半面恼红妆”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很值得探究。
下片“风玉暖，日初长，袅垂杨”三句，写的是初春景象。风才开始变暖，白天才开始变长，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三句非常紧凑。从几种事物中观察，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而以下的三句“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关于燕子，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如《山花子·春恨》“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眼儿媚》“只愁又见，柳绵乱落，燕语星星”、《蝶恋花·春日》“燕子玉来春渐老，乱红相对愁眉扫”、《江城子·病起春尽》“凭燕子，骂东风”。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此处“一双舞燕”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万点飞花”更是暮春特有之景，“满地斜阳”也平添了一份凄清。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意思上有承接，时间上有发展，似是感叹着“九十韶光如梦短”（《渔家傲》），由初春写到春夫，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
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情景相生，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联想。而蝶粉斗香，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接下来轮碾芳草，红妆半露，也是情态毕现，鲜明如画。整个上片着笔于人，浓墨重彩。下片则转而写景。风暖日长，垂杨袅袅，双燕翩翩，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景润人心，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结尾“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正如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及梅尧臣《苏幕遮》“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所歌咏，在这样的时刻，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
这首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是一首送别之作。在这首诗中，“云”是诗人歌咏的对象，也是贯穿全诗的线索。
“火山”二字首先刺激人的审美欲望，把人的注意力拉引到辽远壮阔的塞外。此诗前四句连贯而下，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把火山火云推到人们面前。一二句都以“火山”开头，第三句以“火云”起始承接第二句尾，三句中凡四次出现“火”字，描写的笔锋在“山”“云”上腾挪，让人感到诗人在这种奇异的现象面前兴奋不已。“满山凝未开”从正面具体展现火山云的外观，主体感强。“飞鸟千里不敢来”紧接着从侧面渲染这外观的奇异可惧。火山云的形象便鲜明突出。夸张中已为下文送人经过火山做了铺垫。
前四句是大笔勾勒，目的在于让人得到火山云的总体印象。次四句笔锋一顿，转写火山云的动态。“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说这些火山云早上刚被风吹散，傍晚又随雨重新聚集起来。同“满山凝未开”的厚重浓浊相比，这种动态的云轻盈灵巧多了。“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两句互文，描写火山云远“侵”近“略”的威力。“斜”“半”分别点出火山云与铁关、交河戍的关系，从空间位置上烘托“吞”“掩”的气势。
既有静态的描摹，又有动态的刻画；既有时间的纵向变化，又有空间的横向展开。对火山云的描写便可告一段落，结尾二句自然归结到送别上来。第九句“火山”二字轻轻收束前八句，使得对火山云的描写实际上成了描写送别的环境背景，路途遥遥，行路艰难，——对行人的关怀之情全部包括在“迢迢”二字之中。最后一句不出现人，孤云独马的意象却让人想见军士塞外相别的独特场景，以及军人的骁勇剽悍。
诗人曾两次出塞，边疆的风沙草石和火山冰雪磨砺了他的意志，军中生活的粗犷豪迈锤炼了他的性格，所以他能临别不伤，通过歌咏塞外特有的奇丽不凡的景色为对方壮行。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