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篇以杜鹃啼血的典故，实写久不量移的悲苦。“子规”就是杜鹃，又称之为“杜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变，日夜悲啼，叫声似“不得归去”，直叫得眼睛出血，是历来诗文中悲苦的象征。武元衡《送柳侍御裴起居》诗说：“望乡台上秦人去，学射山中杜魄哀。”诗人取白居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的诗意开篇，一个“倦”字点明悲苦之久，“不意”的喜悦可想而知。诗人闻“乡禽”黄鹂的叫声而思念故乡，展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时空关隘，以优美的语言、眷恋的情怀，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鲜活有趣、令人向往的故园乡土风情画。故园长安既是诗人的出生、成长之地，也是诗人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的希望所在。在迭经变故、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朝廷恩赦，祈盼擢用，于是，家乡变成了作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由此，诗人不惜浓墨重彩，礼赞了日思夜想的家乡，如痴者之喃，梦者之呓，亦真亦幻，如歌如画。春天的故园，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故乡土地平阔，产出丰富，人情醇厚，生活恬愉，连鸟儿在曾经显出卓著功绩的昆明湖、细柳营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现实是严酷无情的，复出的机会日益渺茫，使作者心灰意冷，徒生伤悲。诗句着力刻画故乡风物，字里行间既蕴涵着往日“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的惬意和欢愉，又弥漫着“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的悲苦和忧伤。结尾以拟人的手法，借问黄鹂“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心生忆桑梓”，嘱咐黄鹂速归，将作者戚苦、郁闷、无助、不平而又不甘放弃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此诗创作于诗人离开永州的前一年。作品显示，作者对现实既失意迷惘，同时对复出抱有强烈的追求和幻想，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逆境中顽强地跳动。所以语言未失活泼，风格依然俊朗，在意境上有喜有悲，大起大落。全诗以黄鹂一脉贯通，寓意高远，气韵流畅，开合自如，大气泱泱，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扼腕生情，回味无穷。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
诗中四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辞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