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这篇游记首先指出庐山三面环长江大湖的形胜特点，“有娱逸之观”。然后在六天记游中，生动描述了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云卷来的云障奇观和神林浦仰望香炉峰下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最后以“云为水征，云从山出”的传统说法为根据，点出庐山形胜最“足以娱性逸情”者为云，与首段相应作结。全篇各记，脉络分明，语句简炼扼要，记述云的变化，尤为细致生动。
以日记体写游记古已有之，但将这种形式用之于一篇不满七百字的短篇游记中，而又写得不枝不蔓、灵活生动，却很少见。一般说，日记体记游，一是易于琐碎，二是易于呆板。阳湖派作家尽管不似桐城三祖那样强调结构的严谨和平正，但作为文章最基本的要求，整个布局毕竟不能散金碎玉、平淡板滞。作者为避免这些毛病，在结构安排和文字处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扣住庐山风景最突出的特点进行描绘，使每一处景物、每日见闻都围绕这一特点而纳入文章里。起首一段，即概述庐山地理位置及异于它处山水的特征：“有娱逸之观”。这是因为庐山处“浔阳彭蠡之会”，三画环水，而大山真得水形成灵动之美，江湖之水浩渺干旷的气势又不闷于海水的奔涌澎湃，多予人一种柔和的感受。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庐山娱性逸惰的诸多景观，山中景物无不染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节概述，其实是为下文定“势”，后面写山中清幽，写湖光山色，写瀑流云雾，都以此为基础，无不显示出一种娱逸的格调。作者进山的头一天，往游白鹿洞，至海会寺，“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有芭蕉一侏方叶。”这里一片僻静，清幽的环境气氛，它清静得似乎连寺中老僧振钥开锁的响声部听得特别悦耳。在这寂无人迹的一方天地里，邑蕉抽叶，山花欲燃，大自然以其原始的生命情态展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到晚上，月下丙望，则见“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又是另一种清幽气氛。这种清幽，无疑是江河湖滨那山中独有的特点，是为江湖涵养而生成的灵性的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神韵。这种体会到作者登高望远，回首观赏湖光山色时，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弃湖坝，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湖光湛湛，须臾皆没，云逐雾驰，山雨欲来，这种变化，这种气势，都予人以云水诡幻之感，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情趣。庐山的灵性在水，庐山景观因水而别有雅趣。山因水而灵秀，人因水而情浓，作者在山中几天的游历中，饮三分池之甘洌，望香炉峰之瀑流，擢风尘于龙井，访旧迹于墨池，瞻山中之白云，卧当涧之醉石。兴至极处，其而攀危岩而上，“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进而“跐乱石，寻瀑布源”，游迹所至，无处不感受到庐山因山水灵秀而独具的娱逸之乐趣，待到出山前夜，偏巧又逢山中大雨，次日出山路上，回望瀑布，在“山沈沈苍酽一色”中看那千尺白练，看那一缕白云升起之后便团团相衔出、缠绕于山问的云雾，又感受到雨后庐山的另一种风韵，面对这幅泼墨山水，作者不由发出深情的议论：“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这灵性正是得之于水，而成了庐山“娱逸之观”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承转衔接上的富于变化。这篇游记的段落划分是以时间顺序为标志的，但这种胪列中又有变化。一、二两日由叙事说起，三、四两日由游览路线说起，第五日由游览目的意图说起，第六天则由友朋说起，并为山中游历作一小结，收束上述全部游踪后，再引出最后一天的出山。从方位变化上讲，庐山远望所见，作者来泊舟星子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却有意不写而先写山中幽清，再写登高回顾湖光山色，然后依次写中山古迹瀑流，最后借写雨后庐山写远观的印象，这种变化既可使读者在饱览了山中景物之后留下一个总体的观感，也使全文灵动变化，有效地克服了日记体游记常见的单调和呆板。恽敬力图突破桐城派古文纯正静重的囿畛，使文章醇而能肆，于此即可见其端倪。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