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抒情诗，描写诗人在凝视那一轮明月时的感怀：似有一丝喜悦，一点慰藉，但也有许多的愁苦涌上心头，如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坎坷等。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思与境谐的自然流出之中，显示出一种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的艺术美。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极为平淡的文笔勾勒出一幅孤清明月图，此时的明月很是寂静，甘心悬于秋空，也不霸道，只是将光彩照到晶莹的露水上，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淡如水的关怀，就如诗人与明月有着一层微妙的关系。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这是极好的动态描写，惶诚惶恐的鹊仍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而飞萤早巳随灯光飞人寻找它的寄托。这是对比的描写，在此写法之下，真切地感受到惊鹊的彷徨与恐惧，诗人正也如它，在众人欢聚的夜晚却不知何去何从，又得流连徘徊。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更是加深了这一孤清的意境，在庭院中稀疏的树影中，在邻家急急的夜杵声中，他更显得形单影只，骨子深处的孤独更是无处逃逸，全部涌上心头，强烈而含蓄。

　　于是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第七句的“佳期旷何许”的感叹，以后便是最后一句的“望望空伫立”。冷清凄凉的庭院里，唯有他一人久久伫立、沉默，不愿离去。描绘了一幅凄凉幽冷的环境下，一人孤单只影远望的画面。

　　通读整篇，发现并无任何用词新奇之处，但妙就妙在这意境的成功营造。诗人以流水般流畅的文笔，以“明月”“惊鹊”“寒影”等一组意象画出了一幅别样的孤清月夜图。徜徉其中，能清楚地看见他的思痕，触摸到他跳跃的文思，听到他的叹息。

　　这首诗按照诗人游览的路线展开描写，从飞来峰入手，写到灵隐寺本身和出来见到的景色，最后写到诗人出来后的感想和打算。全诗思路清晰顺畅，语言凝练自然，描写了灵隐寺及其附近一带的奇丽风光，整体上看清新雄壮，还带有一些出世的洒脱。

　　首联描述灵隐寺的地理位置和概貌：“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是说静穆的寺院座落在高峻葱郁的飞来峰山麓，更显得庄严清寂。鹫岭：即印度灵鹫山，这里指灵隐山的北高峰即飞来峰。郁：茂盛葱茏之意。岧峣：高峻；高耸。龙宫：借指灵隐寺，相传龙王曾请佛祖讲说经法，佛祖所在之地故称龙宫。“锁”

　　字透露出佛门清静空寂的永恒。“鹫岭”、“龙宫”，连用两个典故，上下对得精切自然，神话色彩浓郁，引人浮想联翩。排律首联一般不对偶，而这里对得流走自然，给读者以整齐和谐的美感。

　　第二联“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上句写的是远景，海上日出，光芒四射，红霞满天。下句写的是近景，江潮澎湃，白浪滔滔。入胜境而观佳处，开人胸怀，壮人豪情，怡人心境，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和壮观的景色成为千古流芳的佳句。这里的字句并不奇异，辞藻也不繁富，然而却能给人以特殊的美感。

　　第三联“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子：桂树的种子。桂树开花不结子。天竺桂结子。传说灵隐寺和天竺寺每到秋高气爽时节常有似豆的颗粒从天空降落，称为桂子。天香：祭神的香。北周庾信《奉和同泰寺浮图》诗：“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月宫桂子撒落下来，纷纷扬扬，异响阵阵；龙宫中的香烟袅袅升起，直入云天，上下交织成一个清幽空灵之境。这联诗借用神话传说表现了灵隐寺声色香怡人的特色。

　　诗的前三联是正面写灵隐寺，下面三联转入侧面衬托。诗人以游山寻胜的所观所感为灵隐寺绘出了一个清幽旷远的背景：藤萝覆道，古塔遥望，泉流潺潺，山花傲霜凌冰。这一切都显示出古朴、静洁、脱俗之美。诗人深受此胜境的感应，不由自主地赞叹：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他自幼向往各处的奇山胜景，这次寻幽访胜如愿以偿了，使他忘了人世间的烦恼和焦燥。

　　最后一联“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这是写诗人的幻觉，他已经沉醉了，误把灵隐当作天台，竟有点飘飘欲仙了。天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石桥传说是神仙所居之处，“汉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遇二女子，留半年求归，抵家已七世矣。”诗中暗寓了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以自己的感受进一步赞叹灵隐寺地势山水环境的优胜，简直可以和天台媲美。

　　整首诗按照诗人游览的路线展开描写，第一联，从外部环境飞来峰入手，接着写到灵隐寺，第二、三两联写的是灵隐寺中的景色，四、五两联是从灵隐寺出来见到的景色，最后两联是诗人离开时的感想和打算。思路清晰顺畅，语言凝练自然，描写了灵隐寺及其附近一带的奇丽风光，并在诗歌的结尾稍稍表示出了他出世归隐的意向。全诗意境开阔，构思奇妙，景色描写清丽淡远，开启了唐代山水诗的道路。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

　　首三句直接写友人思念之情。“搅柔肠离恨病相兼，重聚首佳期卦怎占？豫章城开了座相思店。”曲词一开始，就直写思念情。离愁别恨，积于心中，搅动柔肠，使他坐卧不安，以至恹恹成病。“搅”字用得好，形象地写出离恨在他心中引起的波涛，具有鲜明的动感，而离恨与病“相兼”，则言别情导致的严重后果。为了摆脱离恨与病相兼之苦，主人公渴望与所爱之人重新聚首，但何时才能再遇佳期，却难以预料，只好寄希望于占卦，可是这卦怎个占法，又茫然不知，那聚首佳期就更谈不上。“重聚首佳期卦怎占”一句，凝聚了人物复杂的感情，有盼望、希冀、焦虑以及不安，颇为传神地刻画了他思念恋人时的心理活动。“豫章城开了座相思店”一句，暗用双渐苏卿的故事，叙说友人相思之苦。这个故事宋元时广为流传，被编人戏曲词话，《水浒传》写白秀英说唱“诸般品调”，就有“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段子，《香泥莲花记》中苏卿金山寺题诗，也有“高挂云帆上豫章”之句。这里借用此典，不一定是说所爱之人为人所夺，只是借以强调相思。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以“开了座相思店”来形容对恋人思念之重，写法却新奇别致，同时也为下面以商贾行话比喻愁闷作了准备。

　　中间两句作者用商贾行业词语来描写相思的愁闷之情。“闷勾肆儿逐日添，愁行货顿塌在眉尖。”这两句结合人物特定的市井生活环境，描绘友人愁思日增，烦闷不已，写来饶有趣味。勾肆儿是宋元时都市的游乐场所。这里，诗人写友人忧郁成病，只好到勾肆消遣散心，然而相思难禁，愁闷依旧袭来，“逐日添”一语，是说愁闷与日俱增。这一句，从时间的角度来写愁思愈久而愈深。下一句，则把抽象的愁思比作具体的物件，形象地描写了它的沉重。此句的“行货”“顿塌”即愁思像货物一般，积压在他的眉尖，简直使他喘不过气来，这愁思是何等的沉重。

　　末三句同样以商贾之语来描写相思和愁闷，但角度稍有变化。“税钱比茶船上欠”，这里的“税钱”比喻相思，既然彼此相爱，就得付出相思的代价，犹如商家必须缴纳税钱一样。这相思的“税钱”到哪里追比呢，只有茶船上。诗人又一次使用了“豫章城”的典故。苏卿系为茶商所夺，作者再用此典，似乎是暗示友人之所爱为强有力者夺去。乔吉的另一首《水仙子·嘲人爱姬为人所夺》可作参考。这也许是前面“重聚首佳期卦怎占”的原因。“斤两去等秤上掂”，此句说愁思的轻重要用等秤掂量，同样也是以具体事物来作比喻。这句同样带有浓厚的商贾色彩，与前面的描写相一致。最后一句“吃紧的历册般拘钤”，概括全首，意思是这一切就像在账本上记着似的无法改变。这一句，使用了几个宋元时的方言俗语，连同前面的商家行话，构成了全曲鲜明的俚俗特色。

　　这首小令最大的特点是语言通俗，多用商贾行业词语来描写相思恋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商业活动的繁盛。在元代，散曲流行于城市，被称为“街市小令”，它被染上商业色彩，是毫不足怪的，这正是它和诗词创作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