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所用词语看，全词所用也无非是宋词中惯用的语汇，如柳外高楼、芳草斜阳、梨花带雨、黄昏杜鹃。但是正像有才情的作曲家仅凭借七个音符的不同组合就能构成无数美妙的乐章一样，这首词也以其富有感染力的意象组合和不露痕迹而天然精巧的构思，描写了一个独立、不可替代的艺术形象。
我们先看一看这首词的结构。这首词主要是写景，通过写景传达出一种伤春怀人的思绪。那一份香眇深微的情思是通过景色的转换而逐步加深加浓，逐步显示的。在场景的转换上，词作又呈为一种由大到小，逐步收束，词终而趋于封闭的心态特征。此词起笔展示的是一种开阔的伤心碧色：连天芳草，千里萋萋，极目所望，古道晴翠，而思念的人更在天涯芳草外，闺中人的心也轻轻飘扬到天尽头了。这一句，情与景都呈现出一种杳眇深微的特征。接下来，场景收束为田间路头杨柳、柳外高楼。
继而，在杜鹃声声中，将到黄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场景再次收束为小院梨花带春雨。最后，螟色入庭院，场景收束为一个无言深闭门的近镜头。可以想见，闭门人游荡在千里外的芳心也将最后回到常日紧闭的心扉内。词作结构由大而小，由外而内，由景生情，总体上表现为收束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准确地表现了古代妇女那种内向型的心态。
这首词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以锤炼字句为能，因为可以看见词中选用的都是一些最常见的意象。这些意象大多在前人诗词中反复出现过，积淀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感情。意象本身就有很强的美的“张力”，足以调动人们的生活文化积累，从而帮助读者想象美丽的意境。比如，词中写到的芳草、杨柳、高楼、杜宇、梨花，无一不是中国雅文学中的基本意象。这些意象经过历代诗人传唱，已具有一触即发、闻声响应的高度感发能力。即以“柳”而论，从《诗经》中的“杨柳依依”到韦庄的“无情是台城柳”，从李白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到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一缕柳丝寄寓了多少中国文人的愁绪啊！人们读到这个字，就会随着各自的文化积累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那种萦绕在心头的忧怨。再如“芳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淮南小山《招隐士》）：“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牛希济《生查子》）：“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那无处不在的芳草，承载了游子思妇的无穷相思。
这首词中的其他意象也大多具有这种美的联想性。因此，当作者把这些意象巧妙组合到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更丰富的启发性的画面。于是人们在熟悉中发现了陌生，有限中找到了无限。
读这样的词，应当是回味大于思索，联想重于分析。这样可以得到比几句词的字面意义更多的东西。
这是一首奉和应制诗，是臣下奉命应和皇帝陛下首唱之作。这类诗的思想内容大抵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几无可取。但是要写得冠冕华贵，雍容典丽，得体而不作寒乞相，缜密而有诗趣，却也不大容易。
原唱题曰“春日幸望春宫”。这诗是歌咏皇帝春游望春宫，颂圣德，美升平。它紧扣主题，构思精巧，堂皇得体，颇费工夫，也见出诗人的才能技巧。
首联点出“春日幸望春宫”。“望望”、“春春”，不连而叠，音节响亮。“东望望春”，既说“向东眺望望春宫”，又谓“向东眺望，望见春光”，一词兼语，语意双关。而春光可爱，打动圣柳游兴，接着便说更逢天气晴朗，春色含情，恰好出游，如合圣意。这一开头，点题破题，便显出诗人的才思和技巧。
次联写望春宫所见。从望春宫南望，终南山尽在眼前；而回望长安城，皇都与北斗相应展现。这似乎在写即日实景，很有气派。但造意铸词中，有实有虚，巧用典故，旨在祝颂，却显而不露。“南山”、“北斗”，词意双关。“南山”用《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原意即谓祝祷国家“基业长久，且又坚固，不骞亏，不崩坏。”此写终南山，兼用《小雅·天保》语意，以寓祝祷。“北斗”用《三辅黄图》所载，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故有“斗城”之称。长安北城即皇城，故“北斗”实则皇帝所居紫禁城。“晴日”是看不见北斗星的。此言“北斗悬”，是实指皇城，虚拟天象，意在歌颂，而运词巧妙。
三联写望春宫中饮宴歌舞，承恩祝酒。诗人随从皇帝入宫饮宴，观赏歌舞，自须感恩戴德，献杯祝颂。倘使直白写出，便有寒乞气。因此诗人巧妙地就“望春”做文章，用花草作比喻，既切题，又得体。“回辇处”即谓进望春宫，“奉觞前”是说饮宴和祝酒。“细草”是自比，见得清微：“飞花”则喻歌姬舞女，显出花容娇姿；而“偏承”点出“独蒙恩遇”之意，“故落”点明“故意求宠”之态。细草以清德独承，飞花恃美色故落，臣、姬有别，德、色殊遇，以见自重，以颂圣明。其取喻用词，各有分寸，生动妥帖，不乞不谀，而又渲染出一派君臣欢宴的游春气氛。所以末联便以明确的歌颂结束。“宸游”即谓天游，指皇帝此次春游。君臣同乐，圣心欢喜无比，人间万物欢唱，天下歌舞升平。
这是一首盛世的歌功颂德之作，多少见出一些开明政治的气氛，情调比较自然欢畅，语言典丽而明快。虽然浮华夸张的粉饰不多，但思想内容也实无可取。并且由于是奉和应制之作，拘于君臣名分，终究不免感恩承欢，因此诗人的才能技巧，主要用于追求艺术形式的精美得当，实质柳这是一首精巧的形式主义作品。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