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词的上阕写离愁之浓，失眠之苦。“堆来”，极言愁多；“枕上”，透出思念中辗转反侧之态：“愁何状”？犹如“江海翻波浪”。这与李煜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有相同意境。可见诗人的枕上深愁是何等不可遏抑！“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上阕从一“愁”字人手，极写思念之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写此词时，诗人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女情长，是极自然的，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全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富有情趣。“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男儿气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人的心胸。

　　“江干远树浮”二句，粗笔勾画江天远望的视觉印象，顺便点题。开篇就是“远树”、“天际”，使诗人那极日远眺、思深虑远的意态跃然纸上。远处的树木随着江岸一起在水面上飘浮，这是一种艺术变形，是由舟中远望时动摇不定的视觉印象与若浮若现的身世之感交融而产生的创造性想象。远烟孤起，是一个经过强化的画面。远烟，本来并不惹人注目，诗人不仅表现了它的存在，而且强调了它那孤独的升起，显然，这是孤身羁旅之情的外射。

　　“江天自如合”二句，如果说前两句勾出了一幅初步的素描稿，那么这两句就是深入刻画的景象，表现着印象与感受的更深一个层次。看吧，江天一色，空明浑涵，远树如烟，虚实一体。诗人在物与己的对比关照中，强烈意识到天地的雄浑壮观和大自然的自在与和谐。

　　“沧流未可源”二句，是画面绘事的最后一笔。诗句主要抒写去程邈远，难以预期，宦海浮沉，吉凶莫测的忧虑。其中不乏失落感和虚无感。与此同时，诗句也赞叹了大自然的无限壮阔，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灵魂深处积极高扬成分的折光。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寓情，写得情景交融，诗意盎然。诗人强调主观印象、独特感受。按照由景入情，由实入虚的脉络展开意境，两句一转，层次井然。诗歌的笔调疏淡，语言清丽。

　　范云诗向有“轻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钟嵘《诗品》）之誉，此诗当之无愧。口语化的诗句，和谐的声韵，巧妙的对仗，读来有如流风回雪，轻便宛转。诗有凄婉之意，但因眼界高远，用笔遒劲，基本情调还是悲壮的。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