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天尺五城南杜，趣对柘袍红。若问安边长策，莫须浪说和戎。
去天尺五城南杜，趣对柘袍红。若问安边长策，莫须浪说和戎。
诗人很喜欢禽鸟，在得到胡晖赠送白鹇后写下《赠黄山胡公求白鹇》。诗中极力赞美白鹇高洁纯美，超脱不凡，以寄托诗人的志趣。同时也写出了诗人与胡公以诗鸟互赠的真挚友情。还寄托了诗人不凡的生活志趣和独特的审美观点。
此诗首句至第四句“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主要讲诗人对白鹇的“酷好”，并希望能得到它。同时不断地赞美着白鹇。如“双白璧”和“双白鹇”，都是特指“白鹇”。如“白璧”、“白锦”，这都是赞美白鹇的。由于诗人对白鹇的特别喜爱，所以，诗人就将混身长着雪白羽毛的白鹇，比喻为“白璧”（即洁白无瑕的美玉）、“白锦”（即雪白的丝绸）。而雪白羽毛的白鹇，使白雪都觉得不如白鹇雪白、好看而感到羞于见人。“耻”字得恰到好处，白雪是大自然中非常洁白的物质，诗人用“耻”字说明白雪都觉得自己感到羞于见人，以衬托白鹇的羽毛之雪白。更重要的是为下文的“愿得此鸟”起到了有力的铺垫作用，诗人对白鹇的喜爱之情也越来越浓。
第五句至第八句“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诗人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花鸟山水画，主要是描绘白鹇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白鹇悠闲地将玉潭里透亮的清水当作镜子，站在琪树的树枝中，梳理着自己雪白的羽毛。晚上，白鹇在冷色的月光下悠静地安睡；白天就在落叶与花丛中散步。
第九句至第十二句“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辄赠，笼寄野人还”。这里诗人又转回来述说自己特别喜爱白鹇的心情：“如果胡晖能将白鹇赠送给我，而我得到了这双白鹇，我就住在碧山不走啦，当一个山野村夫，天天与白鹇作伴。”“笼寄野人还”诗人愿为了与白鹇为伴化为山野之人，以此来表达诗人对白鹇的喜爱之情。
上片描述词人舟中感怀。“潮生潮落”是舟行江中所见所感的普通现象，缀以“何时了”，则透露出有心人别有的心事。“断送行人老”，是“何时了”的答案。舟中行人之所以老，就是被潮生潮落所断送的。怨潮，即所以怨时。词人是宋太祖十一世孙，历代仕宋，皆至大官，一旦为程钜夫荐见元帝，虽蒙器任，但内疚难消，且时遭人忌。元世祖命其赋诗讥其父执留梦炎，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即此可观其心迹。诗人之所以仕元，盖时使之然。“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鸟飞中”化用杜牧《登乐游原》中的“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承上文推开一笔，别生意境：舟行江上，是平行之感；鸟飞长空，是高翔之势。一擒纵之际。俯仰生姿。而“销沉乃古”，尤引人绵邈之思。
下片转入极望抒情。“海门几点青山小，望极烟波渺”，写极望之景。青山之所以小，烟波之所以渺，皆“望极”中的境界。“海门”在这里尚有一特殊意象，此既回应起处，又抹上神话色彩，而隐现于浩渺烟波之中，极缥缈汪洋之致，引人神往。“何当驾我以长风？便欲乘桴浮到日华东”，把上面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推向更神奇的远方。欲驾长风，飘向江汉朝宗之海；乘孔子道不行之桴，浮向日华之东，以探求潮生潮落的究竟。自“海门”至“日华东”的想象过程中，确已入众妙之门，达玄玄之境。词人博学多闻，亦能妙达神思，故其词中往往兼融画意，并包哲理。
潮生潮落，是时间上的无限；长空淡淡，是空间上的无限。在这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中，在词人看来，人生不过是宇宙的过客，何其短暂。青山不过几点，小舟更不过一粒，又何其渺小。在这淡远的画幅中，包含多少感慨。词题为《浙江舟中作》，而词人的兴亡之慨却只在淡淡的行旅语中自然流露出来，很值得咀嚼回味。这首词词既以绿水青山、行舟飞鸟相映成趣，末又以“日华”反照全词，点得淡雅，染得浓丽。而于烟波皓渺之外寻求销沉人生的解脱，涤荡尘氛，尤入妙境。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