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
这篇文章模仿扬雄《逐贫赋》的写法,借主人与“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的对话,以幽默嘲戏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君子固穷”的个性和形象,抨击了庸俗的人情世态,抒发了内心的牢骚和忧愤。文章开头写主人一本正经地恭送穷鬼的离去。随后,作者以三个自然段叙述自己不当穷而穷的意蕴,借穷鬼与自己的对话来抒发内心的郁闷与不平。最后出人意料地以“留穷”作结。全文意蕴上寓庄于谐,文字上寓谐于庄,情节波澜起伏、变化莫测,语言生动有趣、形神兼备,是体现韩愈奇崛文风的代表作品。
文章从寻常的祭祀活动写起,说主人吩咐仆人在夜里把五个穷鬼送走,可是穷鬼不但不走,反而历数它与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紧接着,穷鬼把自己四十多年来追随主人备尝艰苦的经历和自己的耿耿忠心诉说之后,责备主人听信谗言备船备车逐它们远去,并要求主人“尽言”之,即要求主人把理由说清楚。主人便把心中的牢骚娓娓道来,说是穷鬼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不合世俗潮流。再者,主人在讲述历经的五穷时,使用的“矫矫亢亢”“傲数与名”“不专一能”“影与形殊”“磨肌戛骨”等词,强烈地嘲讽了自己不合于世。但是主人话没说完,五鬼就告诫主人:这实为糊涂之举。人生短暂,荣华富贵只是一时的,而英名却是百世流传的。在主人遭到贬斥时,五鬼不忍心疏远他,他不应该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抛弃穷鬼。最后,主人若有感悟,便垂头丧气、拱手称谢,不但没有送走穷鬼,反而把他们尊为贵客——“延之上座”。
文章写“送穷”,实则是“留穷”。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富有戏剧性,实在妙趣横生。语言生动有趣,模物状情,形神兼备,特别是寓庄于谐,反语迭出。因此,这是一篇很有思想性的讽刺文章,绝非“以文为戏”这般简单。它是出于士人睿智的反思,是对于儒家操守的明为质疑,实为宣扬的产物,不可认为是一般的笔墨游戏。
这篇《送穷文》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揭示了士人生存窘境,道德品行才能上的“富有”及现实的失遇不得志——“穷”的冲突,也肯定了士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士人之“穷”不等于物质的贫乏,它是更高一层的存在意义上的“穷”。千古文人之“穷”不出于韩文“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这五穷。它包涵了士人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交友大到命运穷通,这是出于韩愈对于儒士个人生存困境细致入微的分析。
《送穷文》的艺术魅力在于五穷是韩愈总结个人经历所得。其“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的“智穷”由上书郑余庆辩诉笞责军人一事可印证;“傲数与名”之“学穷”指韩愈不屑于研究数与名,而热衷于对孔孟之道的追求;“文穷”指韩愈文章不与世俗同调,只求畅意自肆;“命穷”指做事认真负责,不谋私秘;“交穷”直率的个性,容易得罪他人。韩愈以诙诡之笔抒发了抑郁不得志的愤慨,留下了这篇千古奇幻之文。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奠定了《送穷文》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