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以分为三大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这是全诗的一个“总帽”，它点名了题目中“感事”的内容是“幽忧”，是与友人分别是的相思之苦，这让欧阳修感受到人生在世“知乐多悲患”——这也就是本片的写作缘由。
从“每忆知年事”到“展簟绿阴前”这七十六句属于第二大段。这一段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欧阳修在这一部分中回忆过去，写了一年前青年朋友们相聚的时候的无穷乐事，以此回应第一段中“知乐多悲患”这句中的“乐”字。这一大段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开头，作者写与朋友们初识初聚的经过，以及癫狂落魄的情景；其次，作者回忆了对每一位朋友的印象；第三，作者写与朋友探幽访胜时的乐趣；第四，作者写歌舞宴乐的欢快场面。如此层层铺叙，步步推进，作者将西京留守府的青年才子们的赏心乐事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一段中，诗人欧阳修有意以乐景衬托哀情——极力渲染往昔的“相聚”时的快乐，正是为了反衬而今的“相离”的悲伤。
第三大段从“乐事不可及”到全诗结束，共有十四句。诗人欧阳修写“酣歌变为叹”，以抒发朋友离散后自己的苦闷心情。这种心情就如同作者在为洛阳之会的另一位友人张先所写的《张子野墓志铭》中所说的：“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为可惜也。”
这首诗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写景抒情，并兼带议论的长诗。该诗描绘了宋仁宗时期一批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的青年文学家的群体形象，展示了那一时期文人荟萃的历史生活画卷，对后人了解当时文化特征和文坛风气有认识价值。
此诗为行役诗，与《诗经》中其他同类题材诗一起，是后世行役诗的滥觞。
全诗五章，基本上都采用赋的手法。首章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在“王事靡盬”与“岂不怀归”一对矛盾中展现了人物“我心伤悲”的感情世界。以下各章内容都是对“伤悲”情绪的具体补充，全诗渗透着一种伤感色彩，这也是那个纷乱艰难时世氛围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吧。“四马騑騑，周道倭迟”，马儿跑得快，跑得累，而道路又是那么曲折悠远，漫无尽头。风尘仆仆的小官吏知道马车跑得越快，离故乡和亲人就越远。他脑子里不是想那神圣的“王事”差使，他只在想一件事：“归”。却又用“岂不怀归”那样吞吐含蓄的反问句式来表达，表现了丰富细腻一言难尽的思想感情，非常耐人寻味。这“周道倭迟”，也正象征着漫长的人生旅途。多少人南辕北辙地行走在人生旅途中而有“怀归”之想，而“王事靡盬”无情地鞭笞着他们无奈地违心地前进着。除了陶渊明式人物能毅然“归去来兮”外，谁也免不了会有“心中伤悲”的阴影掠过。诗的抒情韵味相当悠长。
全诗有三章写到马，因为马是载客的主体。有二章写到鵻，是行途所见。路上所见必不少，单单拈出鵻，自有一番良苦用心。鵻又称夫不。《左传·昭公十七年》：“祝鸠氏，司徒也。”疏云：“祝鸠，夫不，孝，故为司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因云：“是知诗以鵻取兴者，正取其为孝鸟，故以兴使臣之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为鵻之不若耳。”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夫不乃孝鸟，其载飞载下，或以恋其父母使然。”诗人见孝鸟而有感于自己不能在家“启处”（安居），更谈不上尽孝于父母，让孝鸟与客观上已成了不孝的人作对照，感喟良深。又鹁鸠非常逸豫闲暇，自由地飞上飞下，累了可以任意停歇，在柞树上行，在枸杞上也行，爱停哪里是哪里。而可怜的四马，虽然是精心选拣出来毛色划一的华贵的骆马，但不得不终日拼命地跑，累了也得跑，累得气喘吁吁也还得跑。王家公事有规定期限，不容半点差迟。在这里，鵻的闲又与马的累形成鲜明有趣的对照。而写马的苦和累，其正意是衬托出人的疲劳烦恼。可见，诗中写马，写鵻，都非泛笔，而有很深的匠心在。
从谋篇布局来看，首章“我心伤悲”是定调，二章“启处”是安居乐业尽孝的基础，三、四章写父、母，“父天母地”是古人的观念，次序不能移易。末章念母，是承四章而来，以母概父。全诗层次井然。末章结句“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是篇末揭旨，道出不能尽孝的悲哀。手法与《小雅·四月》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相同。
尽管这首诗是发泄牢骚，不满“王事靡盬”之作，但也可被曲解成忠孝不能两全而勉力尽忠王事之作，所以统治者用此诗来慰劳使臣的风尘劳顿。”《毛序》说此诗“劳使臣之来也”。所以《仪礼》中的燕礼、乡饮酒礼中也歌此诗。在笺释上，最典型的是毛传和郑笺。毛传云：“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都将此诗的“怨”思化为“美”意，实有悖于原作的主旨。《诗经》中像这样被曲解的诗，数量还相当不少。
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和郭主簿》第二首主要写秋色。写秋色而能独辟溪径，一反前人肃杀凄凉的悲秋传统，却赞赏它的清澈秀雅、灿烂奇绝，乃是此诗具有开创性的一大特征。古诗赋中，写秋景肃杀悲凉，以宋玉《九辩》首肇其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往后秋景与悲愁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汉代《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曹丕的《燕歌行》、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幽思赋》、王粲的《登楼赋》、阮籍《咏怀·开秋兆凉气》、潘岳的《秋兴赋》、张协的《杂诗·秋夜凉风起》等等，或触秋色而生悲感，或借秋景以抒愁怀，大抵皆未跳出宋玉悲秋的窠臼。而陶渊明此诗的秋景却与众迥异，别开生面。首句不写秋景，却写春雨之多，说今春调合的雨水（和泽）不断，遍及了整个春季三月。这一方面是《诗经》中“兴”的手法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把多雨的春和肃爽的秋作一对比，令人觉得下文描绘的清秀奇绝的秋色，大有胜过春光之意。往下即具体写秋景的清凉素雅：露水凝结为一片洁白的霜华，天空中没有一丝阴霾的雾气（游氛），因而益觉天高气爽，格外清新澄澈。远望起伏的山陵高岗，群峰飞逸高凝，无不挺秀奇绝；近看林中满地盛开的菊花，灿烂耀眼，幽香四溢；山岩之上苍翠的青松，排列成行，巍然挺立。凛冽的秋气使百卉纷谢凋零，然而菊花却迎霜怒放，独呈异采；肃杀的秋风使万木摇落变衰，唯有苍松却经寒弥茂，青翠长在。难怪诗人要情不自禁地怀想这松菊坚贞秀美的英姿，赞叹其卓尔不群的风貌，誉之为霜下之杰了。
善于在景物的写实中兼用比兴象征手法，寄寓强烈的主体情感，是此诗的又一显著特征。诗人对菊举杯饮酒（衔觞），由逸峰的奇绝，松菊的贞秀，自然联想、怀念起那些与逸峰、松菊颇相类似的孤高傲世、守节自厉的古代高人隐士（幽人），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着（抚）松菊（尔）那种傲然特立的秘诀要道，其高风亮节真是可钦可敬。这里，赞美企慕“幽人”的节操，也寓有诗人内在品格的自喻和自厉。然而这只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图壮志。《杂诗》之二已作于五十岁左右，但仍感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晚年所作《读山海经》中，还义愤填膺地大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赞扬“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荆轲》中又歌颂：“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一切都说明诗人终其一生，也未忘情现实；在向往“幽人”隐逸的同时，内心始终潜藏着一股壮志未酬而悲愤不平的激流。这种出处行藏的矛盾心情，反映在此诗中，便逼出结尾二句：诗人检查平素有志而不获施展，在清秋明月之下，也不由得老是厌厌无绪了。
由此可见，写秋景的清凉澄澈，象征着幽人和诗人清廉纯洁的品质；写陵岑逸峰的奇绝，象征着诗人和幽人傲岸不屈的精神；写芳菊、青松的贞秀，象征着幽人和诗人卓异于流俗的节操。从外在联系看，以秋景起兴怀念幽人，又从幽人而反省自身，完全顺理成章；从内在联系看，露凝、景澈、陵岑、逸峰、芳菊、青松等意象，又无不象征着“幽人”的种种品质节操，无不寄寓着诗人审美的主体意识，真是物我融一，妙合无痕。而在幽人的精神品质中，又体现了诗人的精神品质；但“有怀莫展”之叹，又与那种浑身静穆的“幽人”不同。
以松菊为喻写人或以松菊为象状景，前人早已有之。《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这只是单纯取喻说理。屈原《离骚》有“夕餐秋菊之落英”，虽有象征，但只是抒情中的想像借喻，并非景物写实。曹植《洛神赋》中“荣耀秋菊，华茂春松。”是用菊松喻洛神的容光焕发，所比仅在外貌而非内在品质，且仍非写实景。左思《招隐》有“秋菊兼餱粮，幽兰间重襟。”是化用《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和“纫秋兰以为佩”二句，性质亦同。其《咏史·郁郁涧底松》中喻寒门才士受抑，亦非写实。至于钟会、孙楚的《菊花赋》虽是写景，却并无深刻的象征意义。真正把景物写实与比兴象征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当自渊明始。苏轼评陶云：“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选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冷斋诗话》引）读这首诗，深知苏评确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