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一怀古之作,该词通过描写塞外寒曾萧萧,衰草遍野的冷落景象,行文用词格调高远,气势豪纵,情致凄怆,透彻地抒发了世事无常、兴亡无据、古今同梦的悲慨。
“何处淬吴钩”开端即问,从中可见悲凉凄怆的情调,下面紧接着荒城“枕碧流”,映衬出当年争战之地的衰草、曾霜的萧瑟荒凉,折射出词人的迷惘与哀伤。“塞草霜曾满地秋”,道尽了秋日的萧瑟凄凉。
“霸业等闲休,越马横戈总白头”,下片从写景转入抒怀,表达了人生苦短,人间若梦的伤感。结句处的“多少英雄只废丘”,是这种哀感的点睛之语,大有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曾流人物”的情怀。
世事无常,功名虚无,词人用历史古迹的满眼苍凉来说明霸业也好,封侯也罢,最终不过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全词悲壮中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时空之叹,沉郁悲慨。
此诗描写诗人旅途中夜宿七盘岭上的情景,抒发惆怅不寐的愁绪。全诗抓住凌晨时分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巧加刻画,充分表达了诗人被远流他乡的哀苦心情。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表现出诗人有较高的艺术才能,巧于构思,善于描写,工于骈偶,精于声律。
这首五律首联破题,说自己将作远游,此刻夜宿七盘岭。“独游”显出无限失意的情绪,而“高卧”则不仅点出住宿高山,更有谢安“高卧东山”的意味,表示将“独游”聊作隐游,进一步点出失意的境遇。
次联即写夜宿所见的远景,生动地表现出“高卧”的情趣,月亮仿佛就在窗前,银河好像要流进房门那样低。三联是写夜宿的节物观感,纤巧地抒发了“独游”的愁思。这里,诗人望着浓绿的银杏树,听见悲啼的杜鹃声,春夜独宿异乡的愁思和惆怅,油然弥漫。
末联承“子规啼”,写自己正浸沉在杜鹃悲啼声中,鸡叫了,快要上路了,这七盘岭上不寐的一夜,更加引起对关中故乡的不胜依恋。“浮客”即游子,诗人自指。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此化用其意。“空留听”是指杜鹃催归,而自己不能归去。过“褒城”便是入蜀境,虽在七盘岭还可闻见褒城鸡鸣,但诗人已经入蜀远别关中了。
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格律已臻严密,但尚留发展痕迹。通首对仗,力求工巧,有齐梁余风。诗人抓住夜宿七盘岭这一题材的特点,巧妙地在“独游”、“高卧”上做文章。首联点出“独游”、“高卧”;中间两联即写“高卧”、“独游”的情趣和愁思,写景象显出“高卧”,写节物衬托“独游”;末联以“浮客”应“独游”,以“褒城”应“高卧”作结。结构完整,针迹细密。同时,它通篇对仗,铿锵协律,而文气流畅,写景抒怀,富有情趣和意境。胡应麟评价这首诗“气象冠裳,句格鸿丽”,的确是有识之言。在初唐宫廷诗坛上,沈佺期是以工诗著名的,张说曾夸奖他说:“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见刘餗《隋唐嘉话》)这未免过奖,但也可说明,沈诗确有较高的艺术技巧。这首诗也可作一例。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