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后的情景。“上国”二句，点明主题，写离别之情。开端两句都是二字短句，接下来的第三句虽为六字，却需三字停顿一下，叙事的句子语势富有节奏却十分急促，化了词人的行色匆匆，又与下句“长安古道绵绵”形成鲜明的对比。行色匆匆说明词人与亲人离别的时候也是短暂的，道途“绵绵”则又意味着难以再次相聚。词的开端即通过叙事与写景为全词铺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岸花啼露”、“安柳愁烟”是描绘离别之景，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写道：“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岸花”本是乐景，但是词人却以“啼露”修饰，颇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觉，因为词人“啼”、“愁”，所以他才会看到“岸花啼露”、“安柳愁烟”。这里的“露”又象征着人的眼泪，“烟”象征着人的愁情。以景写情，又移情于景，分不清是情还是景，这既是“物情”，又是“人意”。接下来的“物情人意”四字，下的十分精当，所营造的意境又极其凄绝、迷离，自是“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了。
词的下片转而写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过片换头句写临分手的瞬间。“醉拥征骖犹伫立”，这时词人已经喝醉了，坐在车上，词人却想“伫立”，想要留在此地，不想继续走下去了，这是因为思念所致。“盈盈泪眼相看”，“盈盈”的泪水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里其实也暗示了车子的走动，不然又怎会泪眼“盈盈”。当对方已经在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词人又想到今次离别之后的孤寂，写孤寂分别从双方着笔：先写妻子这边，“况绣帏人静”；后写自己，“更山馆春寒”。彼此一个在“绣帏”，一个在“山馆”，但同样是“人静”、“春寒”。这是一组工稳的对偶句，“况”、“更”为领字，“人静”、“春寒”是互文，遣词造句极为考究。煞拍一韵合二处为一体，“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同一个“今宵”，同样的“漏永”，同样的“孤眠”，也同样是无可奈何，更是无法忍受的。
词的上片，时间、空间相对静止，饯别之时、临岐之地；下片时间、空间相对处于推移变化中，时间延长，空间扩展。时空设计上的匠心，把离情抒写得既有浓缩的情致，又有绵长的余韵。
这首《临江仙引》在构思布局以至旨趣上，均颇为类似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但词意较为高洁，较少缠绵细腻之状，又没有“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寥廊、“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清雅，故而在意蕴丰厚上明显逊于后者，其影响自然远远不及后者。
此词自辟意境、写法新奇，通篇用比拟手法，一气贯注，寓意深沉，风格绮丽宛转，色彩浓丽缤纷，是词人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夏敬观评日：“连续诵之，如笛声宛转，乃不得以他文词绳之，勉强断句。此自是好词，虽去别调不远，却仍是裱丽一派也。”用十三女儿学绣喻春光丰满，用轻薄浪子难久比喻风雨对春花的摧残，护花爱美之意的深处，是对美好生命的热爱和呵护之心。落花将春水酿成醇醪，与人之清愁约会，想象奇妙，余味无穷。
为了加大“赋落花”的情感重量，词章从“繁花”切人：“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如果依现代女性年龄标准看，十三岁不过是刚刚踏进中学校门的稚气十足的少女，谈什么拈针学绣。也许是中国古代女性早熟吧，十三岁被视为“豆蔻年华”的妙龄期。如唐代诗人杜牧就这样描写他喜爱的歌女：“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二首》其一）诗人把“昨日春”比成“十三岁女儿学绣”真算是善于创新的神来之笔：如果把“昨日春”比做一位姿容娇美而又技艺精湛的成熟的绣花女，凭着丰富的刺绣经验，当然要讲究个疏密相间，浓淡相宜的美学原则，决不可能把每一朵花都绣得同样鲜艳肥大；只有十三岁少女如春蕾初绽，涉世未深，心地不杂一丝尘滓，有少女的聪慧和青春的热情又不工于心计，学起刺绣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枝一叶自然会绣得丰盈而厚实，真个是“一枝枝不教花瘦”，体现了春阳普照，春雨均沾的春的特点。这正好显示了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浓郁而热烈的春光。
诗人写春闹花繁的可喜，正是为了反衬春去花残的可惜：“甚无情便下得雨儇风倦，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大自然真个是太无情了，竟忍心让风雨一个劲儿摧残折磨着春花，使零落残红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园林地面，简直像铺上一层地毯一样。春花随风飘落，地面或厚或薄，那厚处犹如红色地毯上叠起的皱纹。这落红狼藉的景象描画，昭示了诗人对花落春残的惋惜情怀。
下阕，诗人从对“昨日春”的深情关注中转到对“而今春”的艺术观照：“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诗人对春的情感太深太重了，他简直把春当成理想中的情人。春，本是岁序中一个季节，诗人不但使她有明确的性别、具体的年龄，还有鲜明的个性。当写到东风君临大地、万物开始苏醒的“昨春日”，诗人把她比成十三岁的妙龄女郎在心爱的绣物上绣进少女的柔情，绣进青春的智慧，一心绣出人间最美丽的锦绣；当写到春尽花残的“而今春”，诗人又把他比成用情不专、朝秦暮楚的浪荡子。这不但充分体现出诗人爱春惜春真挚情怀，也收到了诗歌口语化的美学效应。
人生代代无穷已，风雨年年送春归。诗人回忆起前一年送春归去：“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春来江水绿如蓝”，自居易不过写出了春水的颜色，就惹得人们赞叹不已，被誉为咏春的名句；辛弃疾呢，却进了一层，道出了春水的质地：浓浓的、酽酽的，春水春波像酿成为一江醇醪佳酿。春真的要走了，愁，是诗人内在的情感，怎么一下子变成“约”的对象，从外部应邀而至呢。显然，愁，被诗人别具机杼地人化了，仿佛变成了与诗人休戚与共的好友，被邀请在杨柳岸边等候着为春举行告别宴会，以壮春的行色哩。向春告别，为什么要在“杨柳岸边？”因为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在这里，春也被人化了，也成了诗人难分难舍的挚友了。人与自然如此融洽契合，真亏诗人妙笔驱遣。
诗人借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以诗歌感慨人生，批判和讽刺官场上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指出宦海风波，瞬息万变，仕途多艰，险恶丛生，对现实有着较清醒的超脱态度。全诗选材新颖，意蕴深远。
诗的前三句写三岔驿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此驿作为历史见证的特殊身份。三岔驿地处十字路旁，南来北往、东去西行之人皆要由此经过。正因为它四通八达，当云贵的交通枢纽，它才像一位清醒的旁观者，多少年来一直检阅着从这里经过的游宦商旅、农夫樵子、野叟渔翁。“几朝暮”犹言经过了多少朝朝暮暮。“几”，不定数词，因其不定，无法说清，才更显示其时间之长久，历史之深远。因而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所见到的人世沧桑也才无法计算清楚。
四、五句紧承前面，述说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官场浮沉这一点所见到的情景。“朝见扬扬拥盖来”，早晨才见那些得官者得意扬扬，不可一世，喽哕成群，拥盖上朝。“盖”，本指车的帷盖，此处以乘具代人，指代驷马高车、前呼后拥、骄横跋扈的官场新贵。“暮看寂寂回车去”是写傍晚就见他们丢官缴印，失魂落魄，清冷孤寂，垂头丧气，惶惶若丧家之犬地溜逃回家。“扬扬”指志得意满、趾高气傲、昂首挺胸、盛气凌人的样子；“寂寂”指气沮志丧、委靡不振、低三下四、不敢见人的狼狈形象。这两个反义的重叠词，写尽了官场中得意与失意时判若两人的精神面貌，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朝得暮失，足见官场倾轧之厉害，宦海浮沉之迅速，仕途风波之险恶。这两句是全诗的中心，一方面诗人对那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指出他们趋炎附势、鲜廉寡耻、丧尽天良，虽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另一方面，诗人在这里也隐约暗喻着为官难，为清正廉明之官更难的慨叹。诗人忠心耿耿，却反而被谪远戍，永无还期。这两句又未尝不是对自己这种不平遭遇的牢骚怨愤之词。
最后两句用达观的眼光说世态，以出世的语气论人生，说理深透，议论有力。现在和过去，甚至包括将来，一切追名逐利的人统统都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只有眼前这短亭前的流水和长亭边的树木能与天地共存。长亭、短亭，为互文，即长亭的流水、长亭的树，短亭的流水、短亭的树。这两句既有鞭挞、讽刺，也有顺乎自然、无欲无求之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