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