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诗凡二十句,支、微韵通押,一韵到底。诗分五节,每节四句,层次分明。
第一层的四句从时序写起。岁既云暮,百虫非死即藏,故蝼蛄夜鸣而悲。凉风已厉,思妇以己度人,想到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丈夫)无御寒之衣。这四句完全是写实,一无虚笔。凉风之厉,蝼蛄之鸣,皆眼前所闻见之景,而言“率”者,到处皆然也。这儿天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这是由此及彼。在写作上,诗人通过视觉、触觉和听觉,不但突出了寒冷的到来,而且也由此想到远在他乡的漂泊不归的游子(丈夫)。
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则由今及昔也。“锦衾遗洛浦”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指男女定情结婚;“同袍”出于《诗经·秦风·无衣》,原指同僚,旧说亦指夫妇。“锦衾”二句是说结婚定情后不久,良人便离家远去。这是“思”的起因。至于良人何以远别,诗中虽未明言,但从“游子寒无衣”一句已可略窥端倪。在东汉末叶,不是求仕便是经商,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北井之主因。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朱筠《古诗十九首说》云:“至于同袍违我,累夜过宿,谁之过欤?”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他也不愿离家远行。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风客。
自“独宿”以下乃入相思本题。正因为自己“独宿”而累经长夜,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寒无衣”,就是爱之深切的表现),故寄希望于“梦想见容辉”矣。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
第三节专写梦境。“惟”,思也;“古”,故也。故欢,旧日欢好。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礼记·婚义》:“降,出御归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又《郊特性》:“婿亲御授绥,亲之也。”“绥”是挽以登车的索子,“惠前绥”,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处递到女子手里。“愿得”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长巧笑”者,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这是梦中景,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可惜时至今日,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
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有急转直下的味道,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半嗔半诧,似寤不迷。意思说好梦不长,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不须臾”者,犹现代汉语之“没有多久”、“不一会儿”),更未在深闺中(所谓“重闱”)同自己亲昵一番,一刹那便失其所在。这时才憬然惊察,原是一梦,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道:“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因此不能凌风飞去,追寻良人的踪迹。”这是百无聊赖之辞,殆从《诗经·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语意化出,妙在近于说梦话,实为神来之笔,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
这是否一首怨诗,历来有所争议。若论诗中的思妇对“良人”的态度,与其说是“怨”,宁说因“思”极而成“梦”,更多的是“感伤”之情。当然,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伤极亦即成怨。但汉代文人诗已接受“诗都”熏陶,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故此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这在《古诗十九首》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
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据胡克家《文选考异》云:“六臣本校云:‘善(指李善注本)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这两句不惟应当有,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正自缺少不得。“适意”亦有二解,一种是适己之意。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眄睐以适意,犹言远望可以当归,无聊之极思也。”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选诗定论》之说大抵旨谓后者。此承上文“长巧笑”意,指梦中初见良俚的顾盼眼神,亦属总结上文之语。盖梦中既见良人,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不料稍留即逝,梦醒人杳,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只好“引领遥相睎”,大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杜甫《梦李白》)的意思,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由暂梦而骤醒,不惟神情可掬,抑且层次分明。最终乃点出结局,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情韵不匮。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始而“眄睐”,继而“遥睎”,终于“垂涕”,短短四句,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却又写得质朴自然,毫无矫饰。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