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直述战事的进展，而将读者置身于险象环生的局势，感受紧迫的态势。
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诗人用平直叙起的笔法写出了征战环境之“苦”。“百战”，意谓战事频繁。“碎铁衣”，形容气候恶劣，斗争严酷。其中,“碎”字下得绝妙，颇值玩味。将士的铠甲都已冻碎难着，令人宛见“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塞外荒寒景象。此外，唐军将士因长期作战，来不及休整，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也可由此一“碎”字思而得之。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这里指敌军的一员悍将。我方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正是选中他作为目标，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将他射杀，使敌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独领残兵，夺路而出。
诗中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而所写的战争从全局上看，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是败中见出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字几乎有千斤之力，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想到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完全传奇化了。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象这样在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去写败仗，而又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如果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写不出的。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 ”“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
这首词写重阳节后，登高饮酒，面对深秋傍晚的景色，排遣思乡怀人的愁怀。“九日黄花”，指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正是菊花盛开、饮酒赏菊的季节。重阳节历来有登高的风俗，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赵可这首词中说“九日黄花才过了”，重阳节才过，却又登高饮酒，作者说是“一尊聊慰秋容老”，似乎是为了抚慰秋光。但从词的收尾句“酒阑望断西河道”，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心理，实际上是为了排遣思乡怀人的苦闷。作者因重阳节而引起的思乡怀人之情，似乎还萦绕心头，只不过不愿明白对人道出罢了。
这首词的在艺术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写景的技巧。整首词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深秋山水图，层次井然。上片写自己的所在的西山，有近景：“高栋飞云，正在霜林杪”；有中景：“霜树重重青嶂小”。下片写由西山望东山，是远景：“翠色有无眉淡扫，身在西山，却爱东山好”，并且写到西山之间的河流：“流水极天横晚照”。通过多层次的描写，展现了晚秋山水的全景。而这些景物画面的转换和衔接又很巧妙，是一位身在高处的人的观察所见，使读者想到好像一架摄影机从高处移动着镜头，从西山的全景移到山巅的高栋飞云，又转到远处的东山，山下的流水、道路。“青嶂小”，正是从高处所见；“翠色有无”，则是遥望所及，都是从一个中心视点出发拍摄的镜头。词中对整个画面的设色，以素朴的淡色调为主，从平淡中又透出一种丰富；重重霜树的黄叶与白霜，远山似有若无、如蛾眉淡扫一般的浅浅的翠色，流水的青碧和晚照的红色，相映相衬，显示出“秋容”虽老，但却富有特殊的美感。在这种背景之下，词人抒写出一种若隐若现的乡思，使全词形成了一种高旷中略带沉郁的格调。
这组诗由六首七言绝句组成，是岑参在封常清幕府供职时为封所作的颂歌之一。“封大夫”即封常清，他瘦瘠跛足，入伍后凭借谋略战功，迅速升迁，曾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摄御史大夫兼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瀚海军使，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冬，他率军大破播仙，此诗所记就是破播仙之战。《破播仙凯歌》前四首写凯旋，后两首则追叙战斗情形。“蕃军遥见汉家营”一首最具个性特色，是边塞诗中少有的慓悍之作。
从“蕃军遥见汉家营”及组诗其二的“营幕傍临月窟寒”，可以看出战前呈两军对垒的形势。从组诗末首的“暮雨旌旗湿未干”，则可知战事告捷有赖雨夜偷袭的成功。“满谷连山遍哭声”则是夜袭时的实况：蕃兵从睡梦中惊起，已是杀声震天，战场一片哭声。但诗人没有完全按实况的顺序安排，而是将这遍地哭声安排在对垒句后，这就产生了一种先夺其志（斗志）的效果。而夺志比夺帅，更是兵家之大忌。唐军决胜，已唾手可得了。
“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二句采用放笔直干的写法，展现夜袭的激烈战斗场面，字里行间充满刀光剑影。“万箭千刀一夜杀”，句中连用万、千、一三个数目字，深刻地描写了战争的激烈和厮杀的残酷无情。“一夜”可见战斗持续时间长是一场恶战；但就整个战役而言又可谓速决，最后，是一个令人发怵的诗句：“平明流血浸空城。”表现战血和雨水相渗和，红成一片。但在“一夜杀”三字后，推出“流血浸空城”的“镜头”，就产生了一种怵目惊心的感觉。在前句杀声哭声震天的描写后，出现这个红色恐怖画面，又产生了死一般沉寂的效果。
“暮雨旌旗湿未干”一首在写法上，较接近盛唐人普遍的时代风貌。它采取了“正面不写写旁面”的办法，通过战斗结束后的天明时分，战场上失主的胡人战马“空鞍”，来暗示战斗的激烈，显得含蓄蕴藉。“暮雨旌旗湿未干”与“平明流血浸空城”，都以“湿”的场面，显示出战事刚刚结束，杀气尚未全消。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