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适的《渔家傲引》，共有词十二首。词前有骈文“致语”，词后有“破子”、“遣队”。十二首词分咏渔家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情景，从“正月东风初解冻”起，至“腊月行舟冰凿罅”止，词体与《渔家傲》无异。
首句“子月水寒风又烈”，是在描写“子月”（即农历十一月）的特定环境下，渔家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情趣。词的上片，写渔人顶烈风，涉寒水，捕鱼落空。“水寒风又烈”，是“子月”的气候特征。但这里并非泛写气侯，而是下文诸多内容的张本，渔人的劳动、生活、思想，皆与这种特定气侯相关联。尽管水寒风烈，渔人仍须下水捕鱼，可叹的是“巨鱼漏网”，圉圉而去，渔家生活，便无着落，连暂时缓解窘迫生活的希望也成为“虚设”了。“圉圉”一句，写巨鱼的逃跑，形象逼真。“圉圉”，困而未舒貌，语出《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丙穴”，本来是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其地有鱼穴。左思《蜀都赋》有“嘉鱼出于丙穴”句。这里是借指巨鱼所生活的深渊，活用典故，如同己出。“从”，“任从”的意思，任从那巨鱼摇头摆尾地回到深渊。一个“从”字，把渔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表现淋漓尽致。上片结句进一步写渔人的心理活动：“谋自拙”是对“巨鱼漏网”的反省，自认谋拙、晦气，至于别人怎样说，那就由他去吧！渔人毕竟是旷达的。
在这片中，作者对渔人所流露的感情，是同情和怜悯的。词的下片，变换了笔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描写渔人的生活。“昨夜”、“今宵”两句，是全词仅有的一组对句，描绘了渔人少有的闲适生活图景。“醉眠”、“独钓”是写渔人自己的有代表性的生活内容以少见多，以少总多：“昨夜”、“今宵”和“西浦月”、“南溪雪”，是通过时间与场景的迅速变换来表现渔人生活的旷放无拘。“妻子一船衣百结”则转写渔人全家的经济生活状况。此句字字用力，既有其具体性，又有其概括力，“衣百结”三字尤其着力，渔家的窘迫困顿，种种艰辛，都浓缩在这三字之中。如此一家，偎依在“子月”的寒水烈风之中，不言而喻，在这种形象画面里，凝聚着作者的同情。这也是当时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结句则再转一笔，写渔人家庭生活中“贫也乐”的精神，虽穷困但团聚，自有其天伦之乐，而没有、也不知有人世间的那种离别之苦。“不知”一句，脱鞲而出，由对渔人一家生活的描写，猛宕一笔，转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示，且藏辞锋于婉转之中：明明是慨叹“人世多离别”，却又加“不知”二字，其实这里渔人的“不知”，正是作者所“深知”，唯其深知，才能这样由此及彼，不失时机，予以指斥，慨乎言之。这种结尾，如豹尾回顾，相当有力。
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把渔人写成了劳动者，写成了真渔人。以前此类词中出现的渔人形象，主要是杂有政治色彩的隐士，他们或是“蓑笠不收船不系”的懒散，或是“一壶清酒一竿风”（均见《敦煌曲子词》）的安逸，或是坐在钓船而“梦疑身在三山岛”（周紫芝《渔家傲》）的幻想。他们“不是从前为钓者”，而是政治失意之后才“卷却诗书上钓船”（均见《敦煌曲子词》）别寻出路的，总之是“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五代李珣《渔父》）。洪适这首词笔下的渔人却是“为鱼”的，他靠撒网为生，不同于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的隐士。他也有“醉眠”的时候，但那酒，是“长把鱼钱寻酒瓮”（见“正月东风初解冻”首），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在这首词中，“西浦月”、“南溪雪”两句，点缀意境是很美的，再加上“醉眠”与“独钓”，似乎渔人也有点儿隐士风度了，但是词的下句便是“妻子一船衣百结”，直写其全家经济生活的艰辛，这是最能表现渔人处境的一笔，也正是以前词人笔下的“渔人”形象所独缺的。至于“西浦月”、“南溪雪”，那是大自然的美，是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而渔人在烈风寒水中能够享受的，也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儿。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作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经八年。这是一组“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无根蒂：形容飘泊不定。陌：路。这两句是说，人生在世就好像无根之木、无蒂之花，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
“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常身：常住之身。佛家认为常住之身具有永恒的法性，与死生变易无常的父母生身不同。这两句是说，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的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四句诗，语虽寻常，却寓意奇崛，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是为一喻，再比作陌上尘，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中之象，直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至为沉痛的悲怆。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落地：指诞生。这两句是说，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欢：欢愉。这两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当作乐，有酒就应该聚在一起共饮。阅历的丰富往往使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年龄的增长常常使人更难以寻得生活中的欢乐和激动，处于政治黑暗时期的陶渊明更是如此。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他转向官场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寻求美，在村居生活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和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欢乐平淡中和、明净淳朴。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难再晨：是说没有第二个早晨。这两句是说，壮年不会第二次到来，一天之内没有第二个早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两句是说，趁着盛年之时应当勉励自己，光阴流逝不会等待人。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结尾四句常被人们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在今天，一般读者对这四句诗作如此理解，未尝不可。但在这首诗中，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难得，那么，对于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点点欢乐，就应该倍加珍惜，不要轻易放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我们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加以考察。它是指示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的标准和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陶渊明在自然中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首诗起笔即命运之不可把握发出慨叹，读来使人感到迷惘、沉痛。继而稍稍振起，诗人执著的在生活中寻找友爱，寻找着欢乐，给人一线希望。终篇慷慨激越，使人为之感奋。全诗用语朴实无华，取譬来自生活，质如璞玉，然而内蕴却极丰富，波澜跌宕，发人深省。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明确说出，作者只是写自己写完书信后，将信纸装入信封；又觉得似乎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完，似乎还应当补充或修改些什么，于是又把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但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什么。因此心潮不定，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从。
“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寒灯欲灭时”，诗人迟疑茫然的神情与一盏光焰摇曳，奄奄欲灭的寒灯相映衬，显得多么空旷、多么沉寂、多么凄清啊！然而更鼓也提醒他，作者的思绪必须从几千里外的江陵收回来了；这封信也必须立即收束封缄了；眼前这种尽管寂寞但却可以自由地驰骋自己对朋友思念之情的环境气氛，也马上就要消失了；那个被权势、被名利扭曲了的社会马上就要复苏起来、活跃起来了。这些不由地又使诗人的心头涌上一层漠漠的焦躁与哀愁。
这些都是我们的分析与推测，诗中并没有明说，实际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还要远比读者所说的这些更深沉、更微妙。白居易的诗有许多因为直白而被人批评指责，而这首《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却是异常含蓄的。作者只给读者描绘了一种环境气氛，一种饱含感情的生动形象。至于这个形象在想什么，诗人根本没有说，一切都在不言中。而这种“不言”，却恰恰是作者在《琵琶行》中所说的“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