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这首诗将午睡醒来、由恍惚到清醒的瞬间感受和心理的复杂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的首句写春日午睡时将睡未睡的感觉,“花前”点出是春天季节,又照应下句的“红影”;“簟欲流”既指卧席波浪形的花纹,又指竹席光滑清凉如水,睡意朦胧间,仿佛感到竹席变成了缓缓流动的波浪,十分惬意。次句写睡醒之感,这一觉睡得舒适漫长,醒来时只见花影投射到帘钩之上,正午花影最短,不会遮住帘钩,故而可看出此时日光已经西移,“催”字表达出惊讶时光过得飞快的心理感觉,又从侧面形容梦之酣畅。
三、四句写醒来后心理的落差和变化,醒来耳中听得鸟鸣,却怀疑美梦正是被鸟鸣唤醒,寻声望去,似乎鸟儿也在窥望自己,于是主观感情倾向认为是鸟儿有意唤醒自己,心头生起一种惆怅之感,再往远处眺望,一水之隔的青山映入眼帘,于是愁绪变得更无穷无尽了。“青山”在这里可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因为它稳定不变并朝夕与自己相伴,看到它,才意识到令人迷恋的梦已飘远,思绪猛然回到现实中,定叫作者愁肠宛转。
理想和现实是人类永无休止的矛盾:人类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和现实总有极大的差距:人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完美的理想境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尽地追求和自我完善的历史。无论是美好的“悠扬梦”,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隔水山”,都是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矛盾冲突的心境构成了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因符合人类心理深层中的企恋心态,而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再从艺术上看,“悠扬梦”给人以美的朦胧感,“隔水山”则展示了美的距离感。从审美的欣赏角度看,朦胧感和距离感有助于增强关感。加上句法新颖,对仗工整,声情和语意浑然一体,令人击节叹赏。
当然,此诗的前二句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簟欲流”、“日催红影”,或写出幻觉中的动感,或将太阳拟人化,炼字琢句新鲜独创,雅丽精绝。全诗转折自然,委婉含蓄,体现一种整体的美,令人味之不尽。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