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欧阳修七律中的佳作。诗中不仅描写了三峡苍暗、明月满川的景象，揭示出峡川月夜的苍茫、辽阔、凄清之美；而且借助景物描写，抒发了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感受。这里，既有无辜被贬的深沉感慨，又有思乡怀归的惆怅之情。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自我解嘲，故作旷达。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写因贬谪之恨，而源溯到屈原，借以自喻而自慰，可终不能抑制这种生活的愁怨。“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写有如《秋色赋》，何其凄然。“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写客居异乡，苦恨经年，只有借酒消愁。最后两句在自叹自解中，也含有不可言状之凄苦。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气象阔大，意绪苍凉。诗中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愁苦意绪笼罩全诗。其中“万树”一联，诗人从大处落墨，描绘出峡川从黄昏到静夜的景象。在这幅画面上，众多的景物如高山、丛林、溪水和明月，本已把画面装饰得既壮美又幽深，再加上“猿哀”一笔，显得更加凄怅苍凉。气象宏阔，以景逆情，进一步渲染作者谪居他乡的愁苦心情。
诗的前六句表现的是登山临水，感慨万千，各种情怀纠结于心，愁绪层层盘结，句句借景抒情，表达了内心被贬的良多沉痛：登山临水之怅恨，九回盘桓之愁肠。苍烟萦绕之万树，幽暗陡峭之峡谷，满川挥洒之明月，凄苦哀婉之猿啼。由于满怀的愁情，山水明月、烟草树木都为之黯然失色。各种愁怨喷薄而出，又何况临近年关，而自己在他乡羁旅，只能强颜作欢，借酒浇愁，以为暂时的宽慰。在悲极之中，诗人笔锋一转，不再作那儿女情长的伤心之语，而是将悲情化为临风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似乎为今日能饱览楚地奇异谲诡的风光而自豪。情绪顿然一转，于解嘲中放达，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旷达豪迈之气。后来，苏轼受欧阳修的影响，也结合自己的多舛经历，在诗歌中将这张苦极自嘲、愈见旷达的宋调发展到了极致。
上片主要追忆项羽的历史事迹，并感叹他的失败。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开句似乎平平，但一句“消磨”顿使历史变得沉甸甸的让人难以拾起。
“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历史在苍茫中走来，词人用寥寥几笔刻画出项羽的英雄形象，并自然地转入他那苍凉的败绩场面中，“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历史大潮浩荡而过，成者王侯败者寇似是人间不变的铁律，但是谁能阻止历史的脚步？
“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本来壮阔的徐州之景，在这里成为了项羽失落地走过历史的见证者。
下片，词人将对历史的感慨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
然而下片仍是从项羽对手刘邦开始，“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刘邦虽在徐州彭城这里战胜了项羽，但同样也逃不掉历史长河的消磨。
“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这些都是历史沧桑的铁证。
“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顾历史之后，词人再将目光投向自身，百年枯骨，人生寄蜉蝣于天地，何必怀往古之忧呢？
“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历史如过眼烟云，个人得失虽然让人惆怅，在这流动的历史大河面前却渺小至极，如此一想，再回首看这荒城、落日、飞鸿，看透人世间不过如此，心中百感交集。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