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这首《天净沙·春》通过选择了早春时节富有特点的景物,描绘出了一幅春风和煦、暖阳明媚、风物润泽的春景图。在写法上,词人重点采用的是白描的手法,由“春山”“暖日”“和风”三幅画面展开想象。
“春山暖日和风”开篇先从远处着笔交代了时令背景,为我们清晰描绘了一幅远山绿林,明媚暖阳,春风和煦,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画面。读着词句,仿佛跟着词人置身于明媚的春光里,在这一句里,词人白朴重点突出春天已经来到了的实境,令人无比舒畅。
“阑杆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词人由远及近,从远处的“春山”推移至近处的“楼阁”与“院中”的景物。在这明媚的春光里的“阑杆楼阁帘栊”也是与别个季节截然不同的,无不映照着“春山”的新绿,沐浴着“暖日”明媚,披拂着“和风”的温情。站在楼阁上,站在在窗子前,凭栏而立欣赏春光,是一件惬意的事。“杨柳秋千院中”一句,幽静雅致的小院,那小院里有傲然的白杨,有婀娜的垂柳,特别是那树下的秋千悠然的荡来荡去,仿佛有妙龄少女们的欢声笑语传将出来,充满了诗情画意。
“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这结尾两句,词人的目光又从庭院里转移到晴空中,转移到旷野上,渲染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氛围。春树枝头,黄莺在悠扬地歌唱;晴空之中,燕子在悠闲地飞舞;旷野之间,潺潺流淌的小溪在小桥下淙淙作响,落花在春风中静悄悄地飘落。至此,作品的意境更显得和谐,更显得意趣盎然了。
这首以“春”为题的小令像一幅水墨山水画,寥寥几笔,清丽隽永,“不涉理路,不落言荃”,曲家根据自己的仔细观察、体验,写出新的意境、新的格调。
这是一首叙写送行惜别的词作。词人为心上人送行,首二句所描绘的农家景致是他们临分手之处:“疏篱曲径田家小,云树开清晓”,“疏篱”、“曲径”是典型的农家景致,也是词人于清晨所见近处之景,再往远处看,笼罩在树林上的云雾渐渐地散开,时间到了清晨,分手的时分已在即。“曲径”,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此外,“云树开清晓”句,似化用秦观《满庭芳》词中“晓色云开”句,但周词的词序颠倒,所以这里的“开”字似更为精炼。“天寒山色有无中,野外一声钟起、送孤篷”,三、四两句承上而来,词人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远处,但见晨雾迷漫,带着寒气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四野一片寂静,只见远处山寺钟声传来,这给凄清的送别场面又增添了一层感伤色彩。“天寒”句,化用王维《汉江临泛》中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词作上片以“疏篱”、“曲径”、“田家”、“云树”、“山色”、“孤篷”、“野外”等描绘一幅素淡画面,画面极为清静淡雅,再衬以钟声,使得画面富有动感,在这种环境中送别,心境自然是凄凉而忧郁的。
词作下片转而叙写自己的心情。但词人并不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一个个动作和画面来达到表述之目的。“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这是说送走心上人后,感到寒意袭人和愁意缠绕心间,于是便添加衣服,策马扬鞭去找驿站,买些酒来驱寒解愁。“亭堠”,亦作亭堡,原为侦察、瞭望的岗亭。《后汉书·光武纪》载:“筑亭堠修烽燧。”这里当是指古代废置之亭堠,已改为置酒供行人休息场所。因前文已交代“天寒”,故此遂有“添衣”,但实质上是写词人之心寒愁浓。词人又写自己急急忙忙地寻找亭堠,说明其离愁之浓重。“愁抱”一句是全词中唯一的直抒其情,“惟宜”二字,强调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亦可理解为本词的主旨。歇拍二句,词人又忽地转入写景,“菰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词人饮罢解愁之酒,又匆匆上路,马蹄声声,惊散了池塘旁水草中尚在熟睡的鸭子,但很快它们又成双地聚在一起睡着了。宋诗人黄庭坚《睡鸭》诗有:“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依睡秋江。”这本是乡野常见之景,然实是词人有感而发,借此以衬托自己的孤单,寄托自己的“愁抱”。正如江淹《别赋》中所写:“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词作下片以“添衣”、“策马”、“寻亭堠”一系列行动,及鸭睡陂塘之景,侧面写出了词人送别心上人之后无法抒发的“愁抱”,也暗示出词人是位羁旅在外的行人。他似要极力在词作中淡化自己的愁绪,然仍抑止不住地流露出来。
全词炼字度句,精炼含蓄,疏密相间,勾勒微妙,语言深沉,格调超然。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