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绘写西湖岸上的清丽景色：“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那古老的西湖岸边，丛生了一片青色的菰草根；新开的水渠，正滚走着碧绿的水流；恰好看到闪闪湖光，照满了万家的楼房。而后，笔锋却突然一转：“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扶病，带病勉强做事。词人面对西湖美景，却提醒自己说：“应该牢牢记住：自己的政治抱负依然难以实现啊!”犹如重拳捶胸，给人以猛烈的撞击，显现出词人壮志难酬的内心抑郁。文词的突然转换，使笔墨霎时开张。
下片则通过景物，倍写自己乖蹇难堪的坎坷道路。与上片的郁闷感叹交相呼应，并加以发展：在端午佳节中却碰到了连绵梅雨，令人不知所措，好像把自己的余生寄托在一叶小舟任其漂流一般；然而，舟侧又遇到杂草丛生的菱角和菰根，浮在湖面，累累相阻。“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那湖面的千顷明月光，皓洁清沏，又使人留恋难返。
此词时悲时喜，曲折委婉，终把词人矛盾复杂的心境和盘托出，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感受。
这篇赋细致地刻画了一出身卑微，但容貌美丽端庄，心灵高尚纯洁的青衣女子形象，以细腻的笔触、真挚坦白的言辞、自身亲历的口吻追叙自己的一段恋情，寄托了对出身低微之青衣婢女的赞赏爱慕。全篇文辞清丽，感情真挚，摹写女子形象尤传神动人。
赋用四言诗体形式，今存六十四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十句）集中刻画“青衣”形象，充分表现其外美内慧的个性特点。作者采用铺陈手法，从容貌、身材、服饰、举止、表情等，一直写到“青衣”的聪敏勤快、心细手巧。所有这一切，旨在说明这位“青衣”的“宜作夫人，为众女师”，只是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让她投胎在“贱微”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青衣”形象时，作者自始至终把她当作“夫人”、“后妃”来对待。赋中刻画“青衣”的外貌，有不少词语乃至成句都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而《硕人》是一首赞美春秋初年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赋中又称“《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关雎》是《诗经》中第一篇作品。依照儒家传统的解释，这首诗是颂扬“后妃”之德的。蔡邕显然是想说“青衣”虽出身“卑微”，却具有“后妃”的美德与情操，她是绝不会去做那些不正、不好的事情的。因此，这位“青衣”在作者的心目中，俨然是“世之所希”的诸侯“夫人”、天子“后妃”一般的人物。
这样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青衣”的颂美和爱慕之意，而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者的矛盾心态，因为作者与“青衣”之间毕竟存在着门第悬殊的阻碍。赋的开头“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此窈窕，产于卑微”几句，在赞扬“青衣”出类拔萃的同时，作者因“青衣”的卑微出身而产生的那种惋惜之情也溢于言表。从作者对“青衣”形象的刻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真情的流露，赞美、爱慕之意与惋惜、慨叹之情交织在一起。作者将“青衣”与“夫人”、“后妃”相匹配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表明这位“青衣”是完全值得作者去追求的。
该赋的第二部分（后三十四句）开头“代无樊姬，楚庄晋妃；感昔郑季，平阳是私”四句就委婉地传达出了这个意思。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庄王沉溺于狩猎，樊姬用不食禽兽之肉来进谏，她还设计让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庄王因此得以称霸。蔡邕在这里是说，世上如果找不到像樊姬这样的贤德女子，那么，楚庄王也就只能降格以求，娶一般的女子为妻了。很明显，这是在为作者爱上“青衣”寻找托词。郑季是汉武帝时名将卫青的生父，卫青的生母卫媪原为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郑季曾任县吏，被派往平阳侯家供使遣，因而与卫媪私通。这个典故用得有言外之意：既然有郑季的榜样在前，那么，作者今天与“青衣”的相恋结合也不算为过。这里或许透露出作者与“青衣”相识相恋时的身份，跟当年郑季与卫媪的情况是相似的。
作者是在“锡国”赴任途中，在“寒雪翩翩”“条风狎猎”的时节里，经过“青衣”所居“邦畿”，才与“青衣”邂逅相识的，而双方的地位与境遇又不能维持这种恋情的继续发展，因此，这场“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的经历，给双方尤其是作者带来了无限的惆怅与苦痛；赋的第二部分的主要篇幅就是写双方别离时和别离后的感情。“停停沟侧，嗷嗷青衣”是第二部分仅有的描写离别时“青衣”形象的句子，但却将“青衣”藏身僻静处目送作者远去、黯然神伤、痛苦抽泣的情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显得十分悱恻动人。第二部分的主要笔墨还是落在铺写作者分别时的痛心疾首和别后的深切思念上，写得也非常真挚、细腻。如果说，在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还显得比较清醒、理智，还存在门第等级的顾虑，表现得有点犹豫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已经完全为情感所支配，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蒙冒蒙冒，思不可排”，“思尔念尔，怒焉且饥”，这些赋句表达的就是情不自禁的痛苦呼叫了。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