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是明代词人、一代文豪唐寅，即唐伯虎以女子口吻所作的一首闺怨词。这首词的佳处不只在于词句之清圆流转，其于自然明畅的吟诵中所表现的空间阻隔灼痛着痴恋女子的幽婉心态更是动人。唐寅轻捷地抒述了一种被时空折磨的痛苦，上下片交叉互补、回环往复，将一个泪痕难拭的痴心女形象灵动地显现于笔端。
上片首句，即以重重门关横亘在画面上，它阻断了内外的联系，隔绝了春天，从而表明思妇对红尘的自觉放弃，对所思之人的忠贞挚爱。以下五句，似乎是思妇的内心独白，但更像“画外音”，是对“深闭门”情节的议论。“深闭门”是思妇的特定行为：她藏于深闺，将一切都关在门外，正见其相思凄楚之难堪。这空间的阻隔，既无情地拉开着恋者的距离，而空间的阻隔又必然在一次次“雨打梨花”、春来春去中加重其往昔曾经有过的“赏心乐事”的失落感；至若青春年华也就无可挽回地在花前月下神伤徘徊之间被残酷地空耗去。时间在空间中流逝，空间的凝滞、间距的未能缩却花开花落，人生便在等待中渐渐消逝。
下片正面描写为情感而自我封闭状态中思妇的形象，通过皱眉洒泪、看天看云、行行坐坐几个连续动作，表达其坐卧不安的无边相思。
活过之物终将凋零，只可在“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中，“愁聚眉峰尽日颦”。上片的“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是无处不令人回思往时的温馨；下片的“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则写尽朝暮之间无时不在翘首企盼所恋者的归来，重续欢情。作者轻捷地抒述了一种被时空折磨的痛苦，上下片交叉互补、回环往复，将一个泪痕难拭的痴心女形象灵动地显现于笔端，诚无愧其“才子”之誉称。
历代诗人、词人笔下“闺怨”之作多不胜数，愈是习见的题材愈难出新意，从而所贵也尤在能别具心裁。
诗中写到春“眠”、“莺啼”、“花落”、“宿雨”，与孟浩然的五绝《春晓》相似。两首诗写的生活内容有那么多相类之处，而意境却很不相同。彼此相较，最易见出王维此诗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绘形绘色，诗中有画。这并不等于说孟诗就无画，只不过孟诗重在写意，虽然也提到花鸟风雨，但并不细致描绘，它的境是让读者从诗意间接悟到的。王维此诗可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大的构图，而且有具体鲜明的设色和细节描画。写桃花、柳丝、莺啼，捕捉住春天富于特征的景物，这里，桃、柳、莺都是确指，比孟诗一般地提到花、鸟更具体，更容易唤起直观印象。通过“宿雨”、“朝烟”来写“夜来风雨”，也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在勾勒景物基础上，进而有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读者眼前会展现一派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还有进一层渲染：深红浅红的花瓣上略带隔夜的雨滴，色泽更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弥散着冉冉花香；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袅娜迷人。经过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图画；相比之下，孟诗则似不着色的写意画。一个妙在有色，一个妙在无色。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先见人，后入境。王诗正好相反，在入境后才见到人。因为有“宿雨”，所以有“花落”。花落就该打扫，然而“家童未扫”。未扫非不扫，乃是因为清晨人尚未起的缘故。无人过问满地落花的情景，别有一番清幽的意趣。这正是王维所偏爱的境界。“未扫”二字有意无意得之，毫不着力，浑然无迹。末了写到“莺啼”，莺啼却不惊梦，山客犹自酣睡，这正是一幅“春眠不觉晓”的入神图画。但与孟诗又有微妙的差异，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其实人已醒了，所以有“处处闻啼鸟”的愉快和“花落知多少”的悬念，其意境可用“春意闹”的“闹”字概括。此诗最后才写到春眠，人睡得酣恬安稳，于身外之境一无所知。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只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王维之“乐”也就在这里。崇尚静寂的思想固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王维诗难能可贵在它的静境与寂灭到底有不同。他能通过动静相成，写出静中的生趣，给人的感觉仍是清新明朗的美。唐诗有意境浑成的特点，但具体表现时仍有两类，一种偏于意，如孟诗《春晓》就是；另一种偏于境，如此诗就是。而由境生情，诗中有画。是此诗最显著优点。
第二个特点是对仗工致，音韵铿锵。孟诗《春晓》是古体五言绝句，在格律和音律上都很自由。由于孟诗散行，意脉一贯，有行云流水之妙。此诗则另有一工，因属近体六言绝句，格律极精严。从骈偶上看，不但“桃红”与“柳绿”、“宿雨”与“朝烟”等实词对仗工稳，连虚字的对仗也很经心。如“复”与“更”相对，在句中都有递进诗意的作用；“未”与“犹”对，在句中都有转折诗意的作用。“含”与“带”两个动词在词义上都有主动色彩，使客观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十分生动。且对仗精工，看去一句一景，彼此却又呼应联络，浑成一体。“桃红”、“柳绿”，“宿雨”、“朝烟”，彼此相关，而“花落”句承“桃”而来，“莺啼”句承“柳”而来，“家童未扫”与“山客犹眠”也都是呼应着的。这里表现出的是人工剪裁经营的艺术匠心，画家构图之完美。对仗之工加上音律之美，使诗句念来铿锵上口。中国古代诗歌以五、七言为主体，六言绝句在历代并不发达，佳作尤少，王维的几首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
古今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全诗表达了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及深切思虑。
诗首章“羔裘逍遥，狐裘以朝”两句看似叙述国君服饰，但言语间充满感情色彩。钱澄之分析说：“《论语》：狐貉之厚以居。则狐裘燕服也。逍遥而以羔裘，则法服为逍遥之具矣。视朝而以狐裘，是临御为亵媟之场矣。先言逍遥，后言以朝，是以逍遥为急务，而视朝在所缓矣。”（《田间诗学》）这段分析为读者更深一层地理解诗旨提供了门径。即便是大国之君，身处盛世，不以仪礼视朝，不以国事为务，犹为不可，更何况当时桧国“国小而迫”，周边大国正虎视眈眈，存亡生死危在旦夕，处境如此而不自知，不能不让人心存焦虑。“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这是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同，但在回环往复中更让人感受到诗作者对国之将亡而桧君仍以逍遥游宴为急务的昏庸行为的幽远绵长之恨。
诗末章一改平铺直叙的路子，选取羔裘在日光照耀下柔润发亮犹如膏脂的细节性情景，扩展了读者的视觉感受空间，使诗人的心理感受有了感染读者的物象基础。在通常情况下，面对如此纯净而富有光泽的羔裘，人们会赞叹它的雍容华美和富丽堂皇之气，但在诗人为读者提供的独特的情景上下文中，如膏脂一样在日光下熠熠发亮的羔裘是这样的刺眼，令人过目之后便难以忘怀，这难以忘怀之中又无法抹去那份为国之将亡而产生的忧愤之情。“岂不尔思，中心是悼。”意思是：不为你费尽思虑，怎么会离君而去心中却时时闪现那如脂羔裘呢？思君便是思国，作为国之大夫，无法选择国之君主，只能“以道去其君”，但身可离去，思绪却无法一刀两断，这便是整首诗充满“劳心忉忉”“我心忧伤”“中心是悼”层层推进式的忧伤和愁苦的历史原因。
全诗没有风诗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叙事也显得急切且繁复，但从这近乎祥林嫂式的絮叨中确实可以感受出诗作者的深切思虑。
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被贬海南凄凉之地感叹时光的易遗，下片写作者回忆普日京都的繁华往事之悲。全词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作者对故国的怀念和亡国的悲哀，情感沉郁、感人至深。
上片“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词人起首即发出感叹，如今身在异地，竟不知时光节序转换得如此之快，等到惊觉时，春色早已催生了小桃枝上的花蕊。“小桃”是桃树的一个品种，在上元节前后开花，由此呼应词题中所言时令。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而在过去的一年中，故土沦亡，自己四处漂泊，此时回望，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恨。
词人此时身处都城建康，却怀着深深的羁旅悲凉情怀，这不仅是因为他离开了故乡，更因为他从此再难回到故乡。半壁江山已沦入他手，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逼得词人发出“天涯海角悲凉地”的忧凄之语。北宋汴京与南宋建康在地理位置上远远称不上“天涯海角”，但江山易主的剧变，以及战火延绵。有家不得归的事实，使词人感觉两者的距离有如天涯海角。
“记得当年全盛时”一句，是作者面对建康上元节时的凄凉景况而生出对过去的怀恋。“记得当年”，回忆北宋过往繁华。词人遥想当年，汴京的上元节是多么盛大热闹，“全盛时”三字，言辞精炼，感情激越，仿佛记忆中的繁华盛景正汹涌而来，喷薄而出。
下片则具体讲述“全盛时”的景象，但词人却并不堆金砌玉，而是以“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这样清空虚渺的意象，暗示当时汴京城的旖旎风情。花影婀娜，月芒如水，宫殿晶莹剔透，飞云绚丽美好，如此美的景致，最终仍是被铁蹄踏碎，一梦成空，令人“回首泪满衣”。
末句“东风”呼应起首“小桃枝”，使词意密合。“分明一觉华胥梦”中“分明”二字，表现出词人梦醒后的清醒，以及意识到这种清醒之后的悲哀。词作开端“那知”、“忽惊”，即流露出如梦初醒的意味。及至一句“记得当年”，又使词人沉浸入过往的“梦境”之中。最后，又因意识到家国残破而从梦中惊醒，不由得泪湿衣襟，难以自已。可见，“梦”在这首词中包含有多层蕴意，既表示词人个人的感情归宿，也用以比喻国破家亡、繁华如梦的苍凉情怀。
词中还运用了回忆对比的手法：以今日之悲凉，对比昔日之全盛；以梦中之欢乐，对比现实之悲哀。这种艺术手法冲破时间、空间的束缚，一任感情发泄，姿意挥写，哀而不伤，刚健深挚，与一般婉约词、豪放词均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