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汉乐府古辞，《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可能由于传写时“声辞相杂”，此诗句读历来分歧较大，少数句子颇难理解。但其大意还很清楚，写一只翩翩飞翔的蝴蝶，被母燕擒回窠哺雏，是一首颇有趣味的寓言诗。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
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
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
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首联“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写出薛师石不求利禄，超乎世俗的情怀。“悠然”，超远之貌，在这里似乎兼有“心远”与“地偏”两重意思在内。结庐之境远隔嚣尘，这是“地偏”；胸襟之中不慕功名，这是“心远”，索居于会昌湖西的薛师石是做到了这两点的。
颔联“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是写这位隐士所从事的事情。看了这一联，会使读者想起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隐逸之士，其劳动并非为了糊口，其读书并非为了功名，而都不过是精神寄托而已。试想，耕种累了就读读书，“半耕半读”，这是一种应么充实、自在而又富于情趣的生活。不过诗人这两句与陶渊明的诗句情旨虽同，在句法上却有一点区别。陶渊明的诗句字面本身就透出一种从容、闲适之意。诗人的两句是说：每曰只顾忙着应付种瓜的事还不算，而且要抽出一半儿时间来读书。这“惟应……犹被……”的句式，透着忙上加忙的意思。其实，这里是通过“忙”来写闲的。诗人这里通过种瓜、读书的“忙”，来把薛师石超然遗世的闲适之情巧妙地映带出来了。
颈联“野水应于地，春山半是云”化用姚合《送宋慎言》：“驿路应连水，州城半在云”两句，写的是薛氏瓜庐四周的景色，前一句写湖沼的景象非常贴切，后一句写远处的云山也很传神，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图。这是一种洋溢着“野趣”的、不带人工痕迹的自然美景，与隐士的情怀是那样的合拍。可以说，此外境本身就是隐士心境的反照。
尾联“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直接抒发诗人对于薛氏瓜庐的感触。““圃”本指种蔬菜，这里指薛师石以种瓜隐居而言。这一联惋惜的慨叹，在诗中起的是“卒章显志”的作用，从而把诗人自己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正面传达出来。
全诗用典贴切，章法布置有序，读来颇为流畅。
这篇赋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它假托“白发”与其主人的对话来构成全篇，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对不重真才实学、只看外表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篇赋语言朴素，寓言深刻，托讽味长，形式别具一格。
这篇赋表面上的意思比较好理解：当世用年轻之士，年长者无用，作者对此有怨，用了曲折表现的手法，借白发之言说出。但这还不是本篇要揭示的实质问题。赋中说：“贾生自以良才蝇异”，“四皓佐汉，汉德光明。”无论年少、年老，都应以德、才作为录用升迁的标准。所以赋的后一部分说：“曩贵耆耄，今薄旧齿……虽有二毛，河清难俟。”这与赵壹《刺世疾邪赋》中所说“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的意思一致。
左思生活的时代门阀制度森严，政治腐败，左思出身寒门，故一直受压抑而不得展其怀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当时的普遍状况。所以这篇看来诙谐的游戏之笔，实是基于作者辛酸经历之上的愤慨之作，只是表现得含蓄隐晦，鉴于种种原因，不便明言罢了。
这篇小赋语言朴素，行文幽默，形式别具一格，乃是在六朝抒情短赋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这首词上片写想象中的汴京元夜之景，下片写现实中羁旅穷愁，无法排遣的一种无奈心情。上片虚写，下片实写；一虚一实，虚为宾，实为主。
首句“闻道长安灯夜好”，“长安”点“都城”，即汴京。“灯夜好”点“元夕”。词题即在首句点出。“闻道”二字，点明都城元夕的热闹景象都是神游，并非实境。不过，这“神游”并不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也不是对于期待中的未来的憧憬，更不是梦境，而是在同一时刻对另一空间的想象，即处凄冷之境的“江南憔悴客”对汴京元夜热闹景象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束缚，按照自己潜在的心愿作几乎是无限的发挥。“雕轮宝马如云”毛滂这一句极言“雕轮宝马”之多（“如云”）。词人把都城元夕的繁华景象描摹尽致。但是，这一片繁华都只是词人想象的产物，首句“闻道”二字点明了这一点。上片越是写得繁华热闹，则越是反衬出下片凄清冷寂的尴尬之状。下面三句词人把汴京元夜从地上移到了天上，以想象中的仙境喻都城元夕的盛况。“蓬莱清浅对觚棱”是描写汴京元宵之夜宛如神仙境界。“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碧落”，犹碧天。“玉皇”句中的“开”字启人想象。言“开”，则“碧落”原是“闭”着的，只是在上元之夜，玉皇才将原是“闭”着的“碧落”“开”了。“碧落”既“开”，则天上的星儿、宿儿便纷纷下落，使“银界失黄昏”了。词人的写法无非是把人间的皇帝搬到了天上，以在想象中染上一层迷离恍惚的色彩，使帝京元夜在词人的表现中更加热闹罢了。
下片首句，“江南憔悴客”是作者自指。“谁见”，设问之辞，意即无人见。特指作者自己深深思念的妻子反不知自己待罪客舍的窘境。这一句，以设问的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孤寂。“谁见”二字还将读者（也使作者自己）从想象中的繁华景象拉回到凄冷的现实中来。“端忧懒步芳尘”，这是写闺中人对那元夜的繁华早已失去了兴趣，毛滂词中的闺中人则无须去“寻”，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乃“懒”去那元夜繁华之地。她只在闺房中，在“小屏风畔”，独对薰香袅袅，薰香则渐冷而凝。一种无奈之状展现在读者眼前，像是一幅画得极高明的《闺中夜思图》。这种描写，只是词人的设想，但是设想闺中人在思念自己，也就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在思念闺中人。“酒浓”句，词人从对闺中人的思念中回到现实中来。上元之夜，本应是欢乐之夕，而作者自己却处在待罪羁旅、凄冷孤寂的心境中，去消受那本不应如此凄清的元夜之夕。“春梦”只能于“酒浓”时去做。而酒并不能真的解忧，它只是使人于麻醉中暂时忘却而已。结句“窗破月寻人”，写词人孤寂一个，只有元夕之月伴春梦之人。“寻”字，以人拟月。这位“江南憔悴客”，待罪羁旅，没有人去“寻”他，只有月从客舍的破窗隙中来“寻”，越显其孤独寂寞，心情已从凄冷变成凄苦了。
这首词以乐景写哀情，将词人羁滞异乡、困顿潦倒、憔悴不堪的苦境与悲怀抒写得缠绵悱恻 。然而，尽管词人满怀苦情，却又以飘逸秀雅的笔调抒写内心的情怀，使全词充满了潇洒风流的情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