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海歌》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开头“鬻海之民何所营”至“牢盆鬻就汝输征”是写住在盐场的人们，没有养蚕织布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经济生活来源无着，只好从事熬盐生产。
第二段从“年年春夏潮盈浦”至“虽作人形俱菜色”。这一段，全面地反映了熬盐的人们艰难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这一段又可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开头至“才得波涛变成雪”，是写熬盐的整个劳动过程，每年等到春夏的潮水退去以后，就把含有盐分的泥刮起来堆起来。经过风吹日晒，又把它“灌潮波塯成卤”，一方面要把这种盐卤的咸味调的浓厚得当，一面又要到有野兽的深山里去采木柴，早出晚归，有了木料，才能“投入巨灶炎炎热”，好不容易才把食盐制造好。第二小段，是“自从潴卤至飞霜”至“一缗往往十缗偿”。这四句写他们受到严重剥削，因为他们穷苦，在盐生产出来以前，他们靠借债过活，可是等到他们生产出盐秤入官中时，原来借一千钱现在却要用一万钱来偿还了。第三小段，从“周而复始无休息”至“虽作人形俱菜色”，写一年一年地这样周而复始地过去，官租和私租轮流地逼迫着他们，只得驱妻逐子也去拼命地劳动，但还是应付不了，而过度的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使他们一个个地变得面黄肌瘦了。
第三段从“鬻海之民何苦辛”至“化作夏商周时节”，这里作者对盐户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希望停止战争，罢免重税，皇帝和宰相以仁慈治理国家，使社会恢复的“三代之治”。
《鬻海歌》的最大特点是对于盐户痛苦生活的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作者全面地具体地描绘了熬盐的整个生产劳动过程，又全面地写出了他们所受的多方面的压迫。这首诗是这些亭户的悲惨生活的反映，是对于残酷的剥削制度的血泪的控诉。诗的末尾表达了作者对这悲惨的一群的深切同情。他所希望实现的恢复“三代之治”的善良感情，在当时阶极对立社会中，无非是乌托邦的梦想。但是，他这种思想感情却是真实地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的。《鬻海歌》比起柳永的许多词的价值要高得多，因为作者了熟悉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凄凉的生活情景，以充满同情的笔为他们的痛苦呼吁，跟他那些只描写个人生活际遇的词比起来，意义和价值当然要大得多。
《鬻海歌》中对盐民的深重灾难和灾难的根源揭示得相当深刻具体，表现出对盐民的深切同情。诗中的盐民之苦与自居易的《卖炭翁》中老翁之苦很相似，他们都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勤劳动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但结果却都是被官家掳去。这种深重的灾难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巧取豪夺带来的。海边的盐民们从春到夏，靠借债过日子，晒盐煮盐，还有深山中豺狼虎豹所带来的生命之忧。按理说，人们在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躲避，但他们却是“豹踪虎迹不敢避”。当然不是因为不畏惧，而是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那位捕蛇者，除了自然界的威胁外，还有“猛于虎”的“苛政”。盐民还有捕蛇者“官租未了私租逼”的不幸周而复始，而这“一缗往往十缗偿”的私租，与常年未了的官租相结合，带给盐民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鬻海歌》继承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前代诗人很少涉及的盐民生活，把制盐的过程写得详细真切。不是亲自去了解，不可能有如此效果。结尾的议论，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卒章显其志”的模式相近，但在表达时更为婉曲，是从正面表达自己的愿望，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钱钟书先生说，该诗和王冕的《伤亭户》是宋元两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宋诗选注》）。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诗前小序，一是概括了柳宗元居愚溪的情况，点出“结第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的特征，与八愚胜景相吻合；二是说明写诗的原因，听说愚溪草堂已不像过去的样子，故“悲不能自胜”，写诗以寄恨。
第一首诗从愚溪、草堂下笔，溪水悠悠，芳草萋萋，春来燕回，主人已去，引起无限伤感。满树鲜艳的山榴花开得正旺，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第二首诗先写柳宗元的遗书、遗物，睹物思人，使人回想柳宗元的生平。接着笔锋一转，由物及人，借孔融表彰郑玄立通德门之事，赞扬柳宗元的学问、德行。结尾以夕阳之下寂寞过往的樵车，来反衬草堂的凄凉，不平之气隐含其中。
第三首写草堂风光，柳树团团，竹林青翠，而草堂的野草青苔因主人离去而日渐增多，显得更为荒凉。后面用典，借西晋正始年间（240～249）向秀与嵇康的交情来抒发心中的怅恨，指出：即使邻人善于吹笛，又有谁能够经过愚溪草堂，像向秀那样感笛声而写出新的《思旧赋》呢？
这三首诗都着眼于一个“伤”字，哀伤住过愚溪的挚友旧侣。诗中所咏景物多是与柳宗元有关的旧物，其最明显的表现手法是借景抒情，情从景出，风格显得极为蕴藉缠绵深厚。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人们谈起写蚕妇的诗，自然会提到宋代诗人张俞的《蚕妇》：“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晚唐诗人来鹄的《蚕妇》与张俞的《蚕妇》题目相同，内容相似，而写法与格调迥异。来鹄的《蚕妇》不像张俞的《蚕妇》那样，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而是先从蚕妇整日采桑养蚕的辛苦谈起。
“晓夕采桑多苦辛”一句紧扣诗题，“晓夕”二字直述采桑叶时问之长，突出劳动的艰苦。从这一句诗中，表现了采桑人的倦容，“多苦辛”三字又表现了作者同情蚕妇的思想感情。接下去诗人明确告诉人们，这些整天采桑叶的蚕妇并不是不爱盛开的百花，而只是在养蚕的大忙季节不得“闲身”而已。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假设及由这一假设推论出来的结果清楚地说明封建社会谁养活谁这一根本问题。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们所以能在“好花时节”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百花，正是由于这些蚕妇在此时“晓夕采桑”的结果。如果这些蚕妇此时也去做这些“繁华事”，那么，那些“黄金屋里人”只能被‘冻杀”。原来，这些“黄金屋里人”是由这些蚕妇养活的。此两句陡转笔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是依靠剥削劳动人民而生活的这一事实。
全诗笔致冷隽，构思深曲，耐人寻味，在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中，流露出了诗人的愤慨不平之情。运用通俗又略带诙谐的语言，通过叙述与假设的形式，通过暗含的对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是这首诗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