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
这首诗的开头写谢安泛海：“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谢安，字安石，是东晋政治家。四十才出仕，后来位至宰相。前秦符坚军南侵，江东大震，谢安派谢玄、谢石大破符坚军于淝水。他早年隐居东山（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曾经和友人一道泛海。李白常以谢安自许，希望能象他那样以过人的才智，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他写谢安泛海，取他从海上回来的那个场面：“独啸长风还。”抓住独啸和长风这两个典型细节，丝毫不加刻画，只用了五个字，而海上风正急，巨浪翻腾，谢安归来时具有慷慨的豪气的形象，就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李白对谢安是怀着崇敬的感情的。“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表现谢安的高超的风度和感情，并给予很高的赞扬。《世说新语》（卷三）对谢安的泛海有很生动的记载。“逸韵动海上”，使我们想起这本书中描写谢安在海上遇着风浪的光景：“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按：指谢安）神情方正，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当海上风起浪涌，谢安表现出来与人迥然不同的超逸豪放的凤度使海船上的人都为之感动。“高情出人间”，李白赞扬谢安的高尚的感情超出于人间之上。也使读者想起《世说新语》的记载：“既风转急，浪涌，诸人皆渲动不坐。公徐然曰：‘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还。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这两句对谢安早年隐居不仕，颇有所感触。“灵异可并迹”，隐喻以谢安之才，如能出仕，就可以取得很高的地位。可是朝廷屡次征召，他都不肯去。“澹然与世闲”，他是那样安静地过着闲散的生活，正如《中兴书》所说：“安先后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李白对谢安辞官不就，澹然隐居的态度，是很赞赏的，他自己就喜爱隐居的生活，他说过：“云游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
下面几句写游五松山：“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这是很平淡的叙述。五松山可能原来没有通用的山名，李白才向经历世变的高龄老人征询。从这两句诗看来，五松山不是山的本名，而是李白给他命的名。“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五松山上满山都是松树，显得很清幽。松树特别引人爱赏的是风中的松声。诗人用了四句描写五松山的松声，精工别致。
“萧飒听洞壑，终年风雨秋。”这是写风较小时的松声。“响入百泉去”，描写风较大时的松声。“听如三峡流”，是写风势很大或很急耐的松声。李白观察松声很细致深入，绘影绘声地显示在各种不同的风中的松声及其形态的特点，并传出它们的神态。
“剪竹扫天花，且从傲吏游”，纪述同游者。傲吏是傲岸，不驯的官吏，指常赞府。李白自己有反权贵、轻王侯的傲岸不屈的性格，常赞府在这方面大概也有相近之处。
“龙堂若可憩，吾当归精修”，龙堂精舍在五松山，精舍是学舍，集中生徒讲学之所。李白以当回龙堂精舍来精修学业结束全诗。这并非应酬之词，他非常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见到山中精舍很安静，舍外风景清幽，心里不觉兴起回来精修的念头。他年轻时候，曾在家乡的匡山读书，杜甫在怀念他的诗里也曾说：“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总的来说，这首诗为五松山纪游，诗写游山，先写风景，诗中“灵异”二字使五松胜境在诗中兀然而出，秀色可餐；后写心情，“逸韵”、“高情”、两组词让诗人对五松山的喜爱之情从诗行中流溢而出。使此诗在构章建篇上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