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传记文，共不超过五百余字，却写出了孟德这个小人物的一生。通篇围绕着“奇”字而铺开，描绘出孟德一生的奇性、奇行和奇遇。全文用言简意赅的严谨叙述，将孟德一生描绘的真实而传神，寓教于事，授人以深刻的哲理。
本文主人公孟德，是驻在地方的禁军神勇部的一名逃兵。他的身分非常普通，但爱好却不平常。正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以下不一般的故事。从事打仗的武夫，却偏偏向往山林生活，这是难以统一的矛盾，而矛盾的冲突，自然导致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作者一开始点明孟德的身分，介绍他的特殊爱好，实际上也就将故事产生的矛盾冲突展示在人们眼前。仁宗嘉祐年间，轮到孟德所属的这支禁军去镇守秦州，这一带著名的大山很多，孟德带来了机会，这篇传记也就由此开端。
喜爱山林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但像孟德这样喜爱的却很少见：一是为此抛妻弃子，割断最难丢舍的骨肉之情；二是为此冒险逃离纪律森严的禁军，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可能；三是进山后生存条件极差，“以其衣易一刀十饼”，刀用以护身，十块饼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解决的缺粮危险。没有非凡的决心过人的勇气以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孟德能够这样做，正表现出他迥异于常人之处。作者通过以下两方面的事例，进一步描述孟德进山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危险，突出地表现出孟德惊人的忍受能力，以及在面临危险时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是写进山后饼已食尽的情况下，饥饿使孟德只能以草根木实为食，但肠胃无法适应，又吐又泻，肚腹胀结，吃了生病，病好了再吃，最后终于养成了以草根木实为食的习惯，克服了山中无粮的威胁。
二是山中常常遇到猛兽的袭击，但都能安然无恙。孟德认为：猛兽一般能识别人的气性，在离人百步左右，先伏下来吼叫，用震撼山谷的声音吓唬；接着，奋力跳跃，张牙舞爪，做出一副吃人的姿态；最后，在离人十余步处坐坐走走，仔细观察人的反应。孟德不怕死，对猛兽的吼叫、跳扑等行动毫不在乎，猛兽也只好垂下耳朵悄悄离开。这样的情况试过多次，结果都一样。孟德进山数年，靠不怕苦、不怕死度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危险，在山中生活下去。
这近乎传奇式的经历，组成了这篇传记文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特殊的爱好，特异的行动，特大的困难，突出了孟德这一人物形象的奇异色彩，展开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情节，使整篇传记故事生动、曲折，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深刻印象。传记的后一部分，叙述孟德由山中出来，到达商州，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送到商州官府，由于知商州的宋孝孙识人，把他送回秦州安置；知秦州的张方平又帮助孟德脱出兵籍，成为自由生活的老百姓；对孟德的结局作一交代，同时更增强了这一传记人物的真实性。
就此文的体裁、内容来说，自应以叙写孟德的生平经历作为重点，但就作者的深层写作动机来说，传记最后的一段议论却是最着意的笔墨，也是作者的见识超卓之处。从一般人看孟德的所作所为，只感到孟德的奇特；而苏辙却从另一角度进行评议，在他看来，孟德最主要的不是奇特，而是“有道”。世上君子因为内心有个人的打算，所以必然有所思慕和追求，也自然有所畏惧和顾忌，虽然不一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但在面部颜色上总会有所反映，别人就会从中想法来加以对付。
与此相反，孟德心中无所顾虑、无所畏惧，这是一种博大刚强之气它虽然自己感觉不到，但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使猛兽不敢伤害。苏轼看过这篇《孟德传》后，曾写了《书子由孟德传》后》一文，认为人在不知怪惧时自有一种无形的旺盛强大的气势，形成一股令猛虎不敢伤害的力量，这也就是苏辙所说的可以“列于天地”的“道”。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这首词虽然应词牌名写了祠庙，但其作意在于表现女子的离情别绪，展示男女间的爱恋情愫。
上片立足于“望”，着眼于“别”。“河上”点明女主人公所在船上。“丛祠”以下，皆为望中所见，也渗透望中所感：春雨蒙蒙，正好巧妙带出离别时的迷茫心境；江天寥阔，楚山有情，鸟似恋春而迟飞，这实在也是离人情怀的曲折表达、感情的外射；“兰棹”句更为婉转深透，见船而联想到郎君的远离。而棹从水中举起，水珠滴下，也有如惜别的眼泪，更修饰以“空”字，无情有理，进入一层，看似痴想，实则深厚，不言人情而人情自见。
下片紧接上片的一个“伤”字，纵笔驰骋，远扬开去。开始二句借物寄怨。杜鹃的啼叫声是“不如归去”，杜鹃花开，夫君应该返回。而现实是他偏偏离去了。杜鹃啼声已使人不堪，又见花开如血，这正好反衬出离情的痛楚。思路回环，笔情跳脱，并用“不歇”状声，“如血”烘色，更使哀情激越，如泣如诉。末二句从对方入手，设想心上人也在为离别忧愁，以彼衬此，把离情推进一层；同时用人美、时美，反衬伤时、伤怀。
全词以写景为主，借景抒情，以其情真，深婉感人，一改《河渎神》词调本意，为一大创新。同时词人以灵活之笔，刻画相思愁情，参差错落，意境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