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写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全诗十四句，前两句交代离京的原因和路程，领起望乡之意；中六句写景，描绘登山所望见的景色；后六句写情，抒发人生感慨。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首二句领起望乡之意，以下六句写景，六句写情。诗人扣住题意，选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将登临所见层次清楚地概括在六句诗里。远远望去，皇宫和贵族第宅飞耸的屋檐高低不齐，在日光照射下清晰可见。只“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两句，便写尽满城的繁华景象和京都的壮丽气派。此处“白日”指傍晚的日光。“丽”字本有“附著”、“明丽”两个意思，这里兼取二义，描绘出飞甍在落日中愈加显得明丽辉煌的情景，可以见出谢朓炼字的功夫。“参差”二字既写京城宫殿楼阙的密集，又使整个画面显得错落有致。“皆可见”三字则暗中传达出诗人神情的专注：既然全城飞甍都历历可见，那么从中辨认自己的旧居当也是一般登高望乡之人的常情。所以这两句虽是写景，却隐含着一个凝目远眺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诗人没有点明在山上流连凝望的时间有多久，但从“白日”变为“余霞”的景色转换中自然就显示出时辰的推移过程。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描写白日西沉，灿烂的余霞铺满天空，犹如一匹散开的锦缎，清澄的大江伸向远方，仿佛一条明净的白绸。这一对比喻不仅色彩对比绚丽悦目，而且“绮”、“练”这两个喻象给人以静止柔软的直觉感受，也与黄昏时平静柔和的情调十分和谐。“静”字一作“净”，亦佳。明人谢榛曾批评“澄”、“净”二字意思重复，想改成“秋江净如练”。另一位诗论家王世贞不以为然，认为江澄之后才谈得上净。清代诗人王士祯也讥讽谢榛说：“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秦！”（《论诗绝句》）其实，如果没有谢榛窜改，这“澄”字的好处还真容易被人忽视。唯其江水澄清，“净”（或“静”）字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同时，“澄”净的江水还能唤起天上云霞与水中倒影相互辉映的联想。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引用“澄江静如练”以形容大江沉浸在月光之中的清空透明之感，“澄”字就更有点晴意义。可见“静如练”这一比喻是因为有了“澄”字的衬托，才成功地表现出大江宁静澄澈的境界。“静”与“净”相比，“静”字写境更为传神。唐代徐凝曾用白练来比喻瀑布：“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被王世贞讥为“恶境界”，原因就在用静态的白练来形容飞泻的水瀑，反将活景写呆了。这个例子可以帮助读者从反面体味“静如练”的好处。如果将谢朓这两句诗与谢灵运的“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相比较，可以看出谢朓在景物描写上的飞跃。谢灵运以直叙的手法来说明水天辉映、空明澄澈的景象，意思较实。而谢朓则能够利用恰当的比喻进行形容，使水天相映的景象不但有鲜明悦目的色彩，并能融进主人公对景物情调的感受，表达更为空灵。

　　如果说“余霞”两句是用大笔晕染江天的景色，那么“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两句则是以细笔点染江洲的佳趣。喧闹的归鸟盖满了江中的小岛，各色野花开遍了芬芳的郊野。群鸟的喧嚷越发衬出傍晚江面的宁静，遍地繁花恰似与满天落霞争美斗艳。鸟儿尚知归来，而人却离乡远去，何况故乡正满目春色如画，直教人流连难舍。

　　无怪诗人叹息：“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这两句巧用此处字义可作两解的特点，既抒发了将要久客在外的离愁和对旧日欢宴生活的怀念，又写出了诗人已去而复又半途迟留、因怀乡而罢却欢宴的情态。“去矣”、“怀哉”用虚词对仗，造成散文式的感叹语气，增强了声情摇曳的节奏感。

　　至此登临之意已经写尽，往下似乎无可再写。但诗人却巧妙地跳过一步，由眼前对京城的依恋之情，想到此去之后还乡遥遥无期，泪珠像雪糁般散落在胸前，感情便再起一层波澜。“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则又由自己的离乡之苦，推及一般人的思乡之情：人生有情，终知望乡。长此以往，谁也不能担保黑发不会变白。结尾虽写远忧，而实与开头呼应，仍然归到还望的本意，而诗人的情绪也在抒发人生感慨之时跌落到最低点。

　　诗人将京邑的黄昏写得如此明丽美好，毫无苍凉暗淡之感，固然是为了渲染他对故乡的热爱，但也与诗中所表现的游宦怀乡之情并无深永的感伤意味有关。全诗结构完整对称，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这种情景分咏、名句往往突出于一篇之中的现象是宋齐山水诗还处于早期阶段的共同特点，也与谢朓诗存在着钟嵘所说“篇末多踬”的毛病有关。

　　谢朓山水诗仍然沿袭谢灵运前半篇写景、后半篇抒情的程式。由于思想感情贫乏，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志趣，后半篇的抒情大多缺乏健举的风力，加之又“专用赋体”，直陈其意，不像写景那样凝炼形象，更觉意弱而文散。此篇结尾情绪柔弱消沉，便与前面所写的壮丽开阔的景色稍觉不称。但尽管如此，他在景物剪裁方面的功力，以及诗风的清丽和情韵的自然，却标志着山水诗在艺术上的成熟，对唐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李白每逢胜景，常“恨不能携谢朓惊人诗句来”（《云仙杂记》），“解道澄江静如练”只是这类佳话中的一例而已。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首联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

　　颔联写主帅率军辞别京城，奔赴前线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敌国城堡的过程。一个“辞”字，显出奉旨率师远征者的严肃庄重；一个“绕”字，显见铁骑威力无穷，把敌兵团团包围。龙城为匈奴名城，此处指敌军要塞。

　　颈联紧紧接颔联，诗人抓住了隆冬自然界的主要表象“雪”、“风”两者，刻画两军对峙时的紧张场面。上句视觉：大雪纷飞中战旗到处翻舞；下句听觉：风声狂吼中夹杂着进军的战鼓声。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

　　尾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初唐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共同心愿。李泽厚说，“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杨炯这两句诗，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最强音，有着时代的特色。同样的气概，杨炯在其他诗里也有所反映。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对这首诗主旨的解说，各家之见颇有差异。《毛诗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职官部》引）云：“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之为鲁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以诗为公刘作，盖以戎狄浊乱之区而公刘居之，譬如行潦可谓浊矣，公刘挹而注之，则浊者不浊，清者自清。由公刘居豳之后，别田而养，立学以教，法度简易，人民相安，故亲之如父母。……其详则不得而闻矣。”其详既不得闻，三家诗之说的正误也就难以稽考了。而《毛诗序》之说，似乎更觉缥缈，此诗的文本自然有劝勉之意，但却很难讲有什么告戒之意。至于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说“当是奴隶被迫自远地汲水者所作，此非奴才诗人之歌颂，而似奴隶歌手之讽刺”，似更迂远。相比较而言，高亨《诗经今注》所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还是比较圆通的。

　　诗分三章，均从远处流潦之水起兴。流潦之水本来浑浊，且又处于远方，本来很容易被人弃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兹”，舀过来倒进自己的水缸，就可以用来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为有用之物。这正如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这里的关键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为“民之父母”。对此，方玉润有如下发挥：“此等诗总是欲在上之人当以父母斯民为心，盖必在上者有慈祥岂弟之念，而后在下者有亲附来归之诚。曰‘攸归’者，为民所归往也；日‘攸塈’者，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视其赤子，则小民又岂如赤子相依，乐从夫‘父母’？故词若褒美而意实劝戒。”（《诗经原始》）他说的“劝”意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说的“戒”意是否真的存在于诗的文本中，令人怀疑，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且重章叠句，反覆歌咏。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风》对《大雅》艺术上的影响。

　　这首题为“赋半面女髑髅”的词，是吴文英借对神秘莫测的鬼魂世界的描述，反映对现实人生的消极悲欢，也借由此触动的情感创伤，寄托了他对不幸女子青春生命的哀悼。

　　吴文英是南宋末情感丰富而颇具幻觉的词人之一，他以奇妙的想象和凝炼生动的笔调从另一视角去赋女髑髅。将它幻化成了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活的女鬼。

　　她一如生前一样，睡得之后以钗燕轻轻梳理长长的香云。钗燕即玉钗，为妇女首饰。“云”即指妇女浓密的秀发。“钗燕拢云”意味着粗略草率的梳妆，显出睡意未消，心情慵倦，以此从侧面地暗示了其难掩的天然丽质，古时人们相信，鬼魂也同活人一样生活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生活在阴间，而活动在夜深人静之时。她“睡起时”已是夜半更深了。南宋诗人曾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句。这女鬼悠扬而轻易地从隔墙折来杏花枝嬉弄玩耍。这里所表现的不是单纯的鬼趣，而是欲以说明她并未忘记春的到来。而特别折下标志艳丽春光的杏花，则表明她对人间美好事物依然留恋。第三句掉回词笔点明所赋的词题。在幻觉中词人觉得这已不是“半面女髑髅”，而是“青春半面”的美丽女子，妆饰如画。以上三句极其恰当地描述了女鬼的生活情趣，词笔都是轻快活泼的。在“细杏三更花又飞”句，词情突然转变，以凄厉而悲惨的意象表示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这种不幸的夭折，世间不知有多少。而从面前的这半面女髑髅，使人自然地又想到这也是一个早天的生命。“花又飞”令作者的想象离开本题而勾起对美好情事的感伤。自然地过渡到下阙的自我抒情。

　　“轻爱别”是词人惋惜这早天的女子轻易地便恩爱永别：“旧相知”是幻觉中觉得半面女髑髅好似旧日相知的情人，因为她的命运也是如此。简短的两句，包含了说不尽的人世沧桑和死生无常的凄凉情感。

　　词情在此之后转为强烈，紧接的一句“断肠青冢几斜晖”推向高潮。青冢借指妇女的坟墓。现实环境中，芳冢旁挂着几缕落日的寒晖，特别容易令人感到凄凉和心酸，这里便埋葬着昔日所恋的情人，触景生情，怎不悲痛欲绝。“断肠”正表达了这种悲痛的强烈程度。结尾两句，词意大大转折，作者似乎也试图以超脱的心情进行自我安慰，以减轻悲痛。但这里的“花”并非指鲜花，而是“断红”。这很切词题，以“断红”借指旧日相知的亡灵，它有感有知，任风吹起。可是词人却有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努力使心境趁归平静。结尾两句本欲以淡语忘情，但从全词所表现的那种对那死去的年轻女子的同情、爱怜之情和由此引起的内心的波澜，都足以说明留在心目中的许多深刻的印象是不易轻轻抹掉的。

　　从这首词的内容看，很显然已是他晚年的作品，其间寄托了词人无限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方面将幻觉的描写与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词意较为含蓄曲折，甚至有些晦涩，但其间却隐藏着作者不愿为人所知的真实情感。联系作者一生的际遇看，读者亦不难看到这首小词优美的辞情和生动的形象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的。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