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李白曾以如椽采笔,驱山走海,状物图貌,描绘了一幅幅色彩鲜明、雄伟峻峭、明丽清新的画卷,再现了祖国壮丽河山的自然美。这些诗篇,流传千古,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一首《荆门浮舟望蜀江》,就是由多幅优美生动的画面组成的长江行舟图。
诗的前六句写诗人在舟中望长江的所见所感,着重描绘长江。诗人放眼四看,从三峡奔腾而来的江水,虽值桃花盛开的春汛时期,但依然清澈如成都的锦江。这是实写,却含蕴着诗人深挚的乡土之情,有《渡荆门送别》中“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样一种对故乡的眷恋情意。前六句中一二两句点题,三四两句对长江的描写较为概括,五六两句则作进一步的勾画。第五句以浓丽的色彩加以点染。江水深绿,碧波荡漾,日光照耀,晴空映江,水色天光相辉映,显得异常明净,真是春水碧于天。难怪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赞之为“夺化工之巧”,是“真善状物”的妙笔。第六句描摹江流的动态。滚滚东流的江水,茫茫无际,好像与天相接。这是诗人远望时的深切感受,形诸于诗,不仅使人感到真实,而且觉得生动传神。这两句既从色彩上加以点染,使其明丽如画,又写出了长江一泻千里,烟波浩淼的雄姿。这一画面,色彩鲜明,景中有声,飞动壮阔。
中间六句又是另一幅图画。随着行舟的前进,诗人纵目四观,景物宜人,春光骀荡。连绵的巴山,逐渐消失;万里晴空,白云漂浮,舒卷变化,摇曳多姿;江边,日照白沙,明亮如雪,群雁聚息;岸上,百花盛开,飞出山谷的黄莺,在花丛中穿飞;江中沙洲,芳草萋萋,繁花似锦,和煦的春风,送来扑鼻芳香,但转瞬即过,迎面而来的是郁郁葱葱,苍翠繁茂的林木。这里,诗人的彩笔,不仅绘出了绚丽明媚的画卷,而且传达出融于画境的欢快喜悦之情。尤其出色的是,诗人所描画的不是一幅停滞静止的写生画,而是有如一组连续不断的活动的电影镜头,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最后四句是日暮月升的景象,另是一幅画面。诗人舟行一日,日落西山,夜幕已降,远望江边,暮霭沉沉;东方江面,月亮冉冉升起;再遥望江陵,灯火点点,闪烁不定,著名的渚宫城,应该就在这灯火之中。这也是由几个“镜头”组成的画面,动态感也十分强烈。另外,这一结尾,极有余味,给人以广阔的艺术想象天地。
这首五言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从艺术构思看,诗人抓住江中行舟这一特点,顺序写来,“如展图画”。从结构上看,诗人从白昼直写到日落月升,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诗人巧妙地运用表现自然美的各种原始材料,诸如色彩、声音、形状、香气、光线、运动等,并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并且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使语言艺术的诗,有着形象艺术的效果。从诗篇的意境上看,诗人融情于景,把遇赦东归的喜悦心情倾注在大好春光的景物描绘中,情景交融,塑造了迥远奔放、明丽雄浑的艺术意境,有着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