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袁家渴的景观。行文中，山、水、树、石、花、草、洲、潭、渚、岩巧妙组合，搭配天成，形、声、色、韵、动、静、疏、密和谐互用，贴切优美，显示出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极为巧妙的笔力和描写景物的丰厚的艺术底蕴。
文章开头先写：由冉之向西南从水路行十里。山水好的地方有五处，都比不钻姆潭。由之口向西，从陆地行进，风景好的地方有八、九处，都比不上西山。然后才写袁家渴：由朝阳岩向东南从水路行，到芜江，风景好的地方有三处，都比不上袁家渴。这徉写，表面上看似乎很费笔墨，实际上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这种写法，既把袁家渴的地理位置作了明白的交代，又突出了袁家渴的风景幽丽奇异，而此文就是将三处相提并论，称它们“皆永中幽丽奇处也”，无疑起到了以前述两处来陪衬、突出袁家渴的作用。
第二段从总体上描写袁家渴。首先简单介绍袁家渴的音义。其次写袁家渴水流情状。其七游同南馆高嶂汇合，下游流入百家濑。“其中重洲小之……忽又无际。”写袁家渴水上风光，都是四字句：那里水中有许多小洲，小洲上又有一条条小之。水流深的地方形成清澈的水潭；水浅的地方土地露出水面成为小渚。它们中间夹杂着曲折的流水。深潭水流平稳，呈深黑色；水流湍急的地方像煮沸的水飞起白沫。最为精采的是“舟行若穷，忽又无际”两句。至此，作者就描绘出了奇妙的画面：船儿正在行进，忽然一座山挡住去路，似乎已到了路的尽头；但河流一转，绕过山峦，眼前猛然一亮，却是无边无际的开阔水面。
第三段写水中山色，“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概括写山上的景色，突出美石和冬夏常青的树木。下面具体写岩洞，白砾，各种树木，香草。其中突出地描绘犷一种奇异的草，它的样子像合欢而有藤蔓，缠绕在水石上。
第四段是全文最精采的部分，写山风吹动下的动人景色：每当大风从四面山上刮下来的时候，摇动着大树，各种草儿随风倾倒，红花和绿叶被风吹得纷纷乱乱，像是吃惊似的。浓郁的花香随风拱散；浪涛冲击之水回旋，纷纷退到澳谷里去，摇动着茂密的花草，这种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无穷。这里的风光大致如此，没有力、法把神种景象全部描绘出来。这一段写风，把山风申的树木、花草、波涛的动态写得生动逼真。不仅写出了色彩，而且写出了香气；不仅写出了姿态，而且写出了情感。文中的一个“骇”字，使红花绿叶入格化。同时也融进了作者的情感。清人沈德潜评道：“亦善写风，前篇骇动，此篇静远。”“前篇”即指《袁家渴记》。
最后一段，以“永之人未尝游焉”为中心而述，这里与《钴鉧潭西小丘记》类似，而用笔各殊。这样奇伟、这样高洁、这样清丽幽雅的风景区，却无人了解，长久地被遗弃、被埋没，连当地人都“未尝游”。作者“发潜德之幽光”，以巧夺天工的笔墨描绘这种自然美，表彰这种白然美，“出而传于世”，既表现了他对受压抑、受摧残的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爱护，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无限惨痛、无限深沉的身世之感。最后点明取名袁家渴的由来。因为那块土地的主人姓袁，所以才取名为“袁家渴”的。
这是一首山水诗，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它所描绘的山水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荒凉古城，无可赏心悦目，并非欣赏对象，而只是诗人思想的例证，感情的寄托，引人沉思感伤，缅怀历史，鉴照现实。所以这诗不但在处理题材中有虚构和想象，而且在诗的结构上也突出于表现诗人情怀和自我形象。诗人满怀忧国忧民的心情，引导人们登临这高险荒凉的古城、空城、荒城、指点人们注意那些足以引为鉴戒的历史遗迹，激发人们感情上共鸣，促使人们思想上深省。
首联扣题，开篇即点明诗人登上馀干古县城后看到的景象：馀干古县城地势较高。周围又没有其他城乡相连，因被废弃又无人居住，俨然成了一座孤城，在城下抬头望去，已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多年以来，这座古城一直矗立在楚水西畔，荒凉而孤独。首句中诗人站在城下，第二句的视角已转为凭楼远眺，诗人不动声色地写出了自己位置的转移：不论是“与白云齐”还是“万古荒凉”，都带有夸张的意味，意在表现馀干县城被抛弃后的沉寂和冷落。这既是客观意象的反映，同时也含有诗人自己的感情。
首联写的是古城全景，颔联中视角转入城内。诗人先写“官舍”，这昔日繁华的地方如今杂草丛生，被越来越高的蓬篙掩埋了起来；随后再写“女墙”，城墙还在，可是巡防的将士已经不见踪影，到了夜甲。城楼上看不到守夜人点亮的火光，只能听见一声声乌鸦的啼叫从旷野响起。“已空”对应“犹在”，物是人非之感顿生。“秋草”与“夜乌”两个带有冷色调的意象，承接首联中的‘’荒凉”一词，把古县城的残破和冷清刻画得淋漓尽致。
视角再次转移，诗人在颈联中着意描写城外的景象。站在城头向远处眺望，只能看见茫茫的沙地，大风骤起，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向着天边无尽处卷席而去；此时正是黄昏时分，落日西垂，渐渐地快与城上的游客在同一高度上了。县城周围，理应是村舍农田，而诗中却尽是茫茫“平沙”；再者，县城治所虽然迁移，不该导致所有百姓随之搬迁，可这里的人却纷纷选择了离开了。联系当时背景，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战区自然是烽火遍地，其他州县自然也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趁乱而起的诸侯、盗寇，无不成了鱼肉百l姓的黑暗力量。举国上下，为了保命，为了生存，人民莫不纷纷迁徙，背井离乡。颈联中的“落日”，既是自然景观，又暗含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只有无知的鸟儿不懂历史变迁和国势盛衰，不分朝暮地在弋阳溪水上飞来飞去。尾联化用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的诗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十月之交》旨在通过写周幽王时期发生的日食以及后来一系列“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的自然灾难，以对当时西周统治者宠信小人、政治腐败的现状提出警告。刘长卿把《十月之交》中的名句化川在这首诗里，看似闲笔，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当时的唐朝统治者提出批判，又有劝诫之意，比之正面警示更加含蓄，也更深刻。
从形式美学上看，这首诗歌在结构上呈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美学对称。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形成了诗歌画面的近景与远景，色彩与声响。首尾两联各用一个主语，句式相似，对应工稳。巧妙的诗歌结构不仅保持了诗歌形式上的对称之美，更形成了诗歌音律节奏的和谐变化。特别是首尾两联语意绵密，上下勾连，一气不断，更是产生了不同的音律效果。首联迫促，如异峰突起，强化了孤城的万古荒凉，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感觉震撼效果。尾联低缓，便于诗人悲痛压抑情感的抒发，有如幽谷哀筝，幽恨绵长。诗歌就在结构的统摄之下，不为篇幅所窘，不为法度所限，于严格的体式中，气韵飞动，神思飞扬。使这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馀干县城，不仅是一座孤城，更是一座诗人心灵的荒城。无怪乎前人评说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此诗能写得如此沉迷哀婉､深沉悲凉，且情在景中，兴在象外，正是诗人“炼饰”功夫所至。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