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由梅岭的梅花开放，联想到遥远的边塞，仍然处于严寒之中，忽发奇想，觉得仿佛眼前花似雪，彼处雪似花，于是遥远的空间阻隔便消弥于错觉之中。然而一旦清醒，才想起征人远在万里之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春天到了也不知归来。诗人从小处入手，细腻婉转，但笔锋一转，描写塞外征人，升华了诗的主旨。
卢照邻此诗在梅花和雪花的形态颜色相似上做文章，利用这一简单的比喻构成了两个白色世界的奇异混淆，读来既新颖又奇特，描绘了一幅美丽奇妙的画卷。
虽说是混淆的，分不清是梅是雪，但梅和雪的世界却是对立的：冰天雪地的匈奴地区和婉约柔美的中原地区。
诗中的“开”字也起到了双关的作用：在北方，雪尚未“开”，“开”指“雪尚未融化”，也指“开化”，即谓匈奴的边塞地区处于较落后的境地，还没有得到中华文明的开化。
诗的开篇，描写的是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天景象：树木、小草披绿叶翠，郁郁葱葱；重重地垂挂在枝头的花朵，在微风的轻吻下摇摆不停；小蜜蜂贪婪地采集花蜜；婀娜多姿的鸟儿抖着美丽的衣裙，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尽情飞舞，杜鹃鸟的歌声清凉动听，在树林里盘旋回荡。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里，人们领略到了鸟语花香的盎然春意。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斑斓多姿、美丽动人的春景，但细细品位不难发现这其中还用了两个比喻，一是用林以花暗喻“女人以色媚人”，一是用鸟以意哀来暗喻“男以情动人”。这里用的是暗喻的修辞手法，明写花香鸟语，暗写男女之情。
一位游春的少女在野外尽兴地玩耍，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撩开了少女的罗裙。这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春风以生命，仿佛它也有了人的感情。春风尚且多情，有情的男子又在哪里呢？这美丽景色倘有意中人相伴，那该别有一番情趣。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而这一切由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到来，犹如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好似一支优美的乐曲，清新悦耳，回味无穷，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便是写活了一个“春”字。前三句都以“春”字开头，又用“春林”、“春鸟”、“春风”将三句紧密钩连在一起，这种手法在古诗中称为“钩句”，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句诗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字“春”，这种现象叫做“重字”。在唐以前的古诗中，特别是南朝民歌中，“重字”是发挥强调、反复、回环作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使用“春”字，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浓化了诗歌的意境，尽情地讴歌了春天。
这首诗写法含蓄，明写春景，实喻男欢女爱。全诗无一个描写爱情生活的词语，但却蕴寓着浓厚的爱情生活气息。诗人以鸟喻人，同时赋予春鸟、春风以多情恋人的性格特征，写来巧妙、委婉，富有极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四句二十字，把一个少女春情萌动，热烈企盼恋爱的心理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诗是鲍照赠朋友诗中的代表作。由于通篇用“比”体，虽是一般古诗，却有着浓郁的乐府民歌气息。自汉魏以来，在文人作家所写的古诗中，这一首还是很有创造性的。
全诗十二句，每四句一节，共三节。“轻鸿”四句写与傅都曹志趣相投，亲切订交。“风雨”四句，写两人分手惜别时情景。“落日”四句，设想别后离愁，并写自己看不到出路的苦闷。从结构看，并无什么大的起伏波澜，只是闲闲说起，怅怅结束。然而感情深挚，思绪万千，体现了诗人一腔孤愤。
全诗以“鸿”喻傅都曹，以“雁”自喻，此甚易知。但郑玄《毛诗笺》：“小曰雁，大曰鸿。”古人往往以鸿鹄并称而以凫雁对举，鸿鹄象征清高，凫雁则迹近微贱，可见此诗一开头便有扬傅而抑己的倾向，显得傅尊而己卑。而在“鸿”字上，诗人更着一“轻”字，“轻”自然有可能轩翥于高空；而在“雁”上却用了一个“孤”字，“孤”者，离群索居，寂寥无侣之谓。而“戏江潭”与“集洲沚”，一则高翔遨戏，一则独自幽栖，不仅动静不同，抑且有得意与失志之分。这两句看似客观描述，实已两相对照，说明彼此命运若云泥之悬殊。不过当二人无心邂逅，却又过从甚密，两两相亲。“邂逅”句表面上似平铺直叙，实际上已隐含一层转折；而第四句“缘念共无已”则又深入一层。“缘”者缘分，“念”者思念，“无已”，无终尽之谓。夫缘分无终尽，思念亦无终尽，非但作者对傅“缘念无已”，即傅对作者亦复如是，此正所谓“共无已”。这两句本写双方交谊笃厚，情深意惬，却以极平淡之笔出之，仿佛毫不着力。这就叫举重若轻，好整以暇。
第二节第一句“风雨好东西”，颇费解。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增补》引张玉谷《古诗赏析》云：“言遭风雨而东西分飞也。”则“好”字无着落。钱增补云：“按，‘风雨’句‘好’字去声。语本于《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伪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孔颖达《正义》：‘箕，东方木宿。毕，西方金宿。’”按：钱所引证皆是。“好”与“善”无论为形容词、名词或动词，皆属同义。如言“好谋善断”，即善谋善断也。《洪范》之意，盖言东方箕星善于引起刮风，西方毕星善于招来下雨。鲍照此句则近于倒装，言东方之星善风，西方之星善雨，风雨方向不一，则鸿与雁亦随之不得不分飞两地，故下文紧接“一隔顿万里”，“顿”者顿时、立即之谓。语近夸张，故情弥激切。且人在相聚时每当境不觉，及别后追思，则有不可骤得之感。所以作者此处乃把笔锋掉转，“追忆”二句盖设想别后回忆当初同在一处“栖宿”之时（闻人倓《古诗笺》引《禽经》：“凡禽，林曰栖，水曰宿），则‘心耳’之间充满了彼此的‘声容’“。这里流露别后互相思念之情已溢于言表，却全从侧面虚写，文势虽小有跌宕，仍不显得着力。如果反复咏叹，自会觉得一往情深。谢灵运写情，多从内心矛盾曲折处进行峭硬的刻画，不深思冥索不易体会；而鲍照则多以自然平淡出之，仿佛古人说的“有若无，实若虚”。但鲍诗写情多发自肺腑，稍加咀嚼，便回味无穷。
最后四句，乍看全是景语，实则句句抒情。“落日”本身就是孤寂的象征，因日落而川渚生寒，则孤寂中带出了凄凉萧瑟的苦味。“愁云”句明点“愁”字，而“愁云”竟多得“绕天起”，则愁之不得解脱可想而知。“短翮”句以雁之不能高翔远引喻己之窘迫局促，说明诗人的处境是多么使他苦恼。“徘徊”句乃找不到出路的最形象的描写。试想万里晴空，鸿雁高飞，该是多壮观的景象；而今却徘徊于烟雾迷茫之中，会感到透不过气来，这真是悲剧性的场面了。好友远别，满腹心事再也无人可以倾诉，因赠别而自伤身世，从诗人构思的逻辑性来看，也是很自然的。全诗在戛然而止之中有着情韵不匮的余味，令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