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词的上片写悲苦的由来、发展和不能自已的情状，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
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写的是作者十年来对亡妻的彻骨相思。苏轼爱妻王弗自公元1054年（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而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想念王弗。“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凭，凭仗，烦请。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意蕴颇丰。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一起，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过片“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切入送别的词旨。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王缄又要匆匆离去，作者自然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更有千钧之重。“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
结尾两句，苏轼吐露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之意。《汉书·盖宽饶传》云：“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阅人多矣。”此词“此身如传舍”一句借用上述典故而略加变通，以寓“人生如寄”之意。又《列子》：“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歇拍“何处是吾乡”暗用其意。对此，顾随评曰：“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顾随文集·东坡词说》
浮萍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总有一种随水现荡的不安定感。所谓“停不安处，行无定轨”，在怀才不遇的诗人眼中，便往往成了身世飘泊的象征物。但倘若是在阳光璀璨的晴日，心境又畅悦无翳，再伫立池边观赏那清波绿萍，人们就会发现：浮萍也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好风神。建安诗人曹丕《秋胡行》（其二），就歌咏过它“寄身清波，随风靡倾”的倩姿；晋人夏侯湛，也赞叹过它“散圆叶以舒形，发翠绿以含缥”的容色（《浮萍赋》）。在“词美英净”的永明诗人刘绘笔下，它又是怎样一种风情？
刘绘咏萍的开笔，便沾满了喜悦、赞美之情：“可怜池内萍，葐蒀紫复青。”“可怜”即“可爱”。不过，在“可爱”之中，似乎还含有几分惹人怜顾的柔弱之态。这便使诗人笔下的池萍，增添了某种情感色彩。“葐蒀”亦作“氛氲”，本为烟气纷纭之貌。这里用来为浮萍着色，表现青中带紫的萍叶，在清波澹淡之中，恍有青紫之气升腾，可以说是把色彩写活了。接着的“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两句，则进一步表现浮萍的动态之美。“池”中自然不会有沸涌翻滚的大浪；这“浪”之轻细，当如风中之花的绽放和收合一样几无声息。而绿萍，就站在这样的细浪轻波上飘舞，身姿何其轻巧！当池波终于静息之时，浮萍则轻轻从水波高处滑行而下，转眼间已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凝立，又显得何等娴雅。这两句描摹浮萍在水中飘、立、动、静之态，简直如翩翩少女的轻巧舞姿，表现了极为动人的韵致。
浮萍在诗人眼中，似乎一度幻作了飘舞于水波之上的绿衣少女。但当诗人从幻觉中清醒，它便又成了静浮于水面的绿萍。人们常常遗憾于浮萍的“无根”，似乎嫌它“轻浮”了些；而且叶圆而细小，又无清莲那婷婷直立的叶茎，当然更显得缺少“操守”了。故夏侯湛在赞叹之余，又有“浮轻善移，势危易荡”之语，隐隐表达了对它的贬斥之意。至于杜恕《笃论》，对它就更不客气了：“夫萍与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叹巧言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如此抑萍而扬菱，小小的浮萍，简直就成了“乱德”之小人。刘绘对于前人的这类非议，大约并不赞同。故接着两句，似乎是在为浮萍鸣不平了：“微根无所缀，细叶讵须茎？”意思是说：浮萍看似“无根”，其实还是有根的呵，只是因为太微小，你叫它怎样连缀池底？萍之无茎，好像是一种缺憾；但对它自身来说，那萍叶本就细小，又何须非得有茎？这两句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妙在不露声色，正与全诗清淡秀蕴的基调相谐。读者从中听到的，只是一声饱含怜惜之情的轻微叹息。最后的结句，正顺着诗人的这一怜惜之情，又将眼前的浮萍幻化了：“飘泊终难测，留连如有情。”这美好的浮萍，正如孤身无依的少女，其飘泊不定的前途，是很难预测的。而今，她就在诗人身边留连、徘徊，充满了依依之情，仿佛在诉说不忍离去的思念，抑或是飘迹无踪的凄苦。此情此景，与前文“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的美丽轻巧形象，交相叠合，不免令读者对这楚楚可人的绿萍，油然生出深切的爱怜和忧悯。而诗人则似乎是在用整个身心呼唤：可爱又可怜的浮萍，再莫要过那飘泊难测的生涯！请就在这清波绿池之中，寄托你风姿美好的青春。
与同时代的诗人谢朓、范云、沈约相比，刘绘所擅长的是文辞。“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钟嵘《诗品》评王融、刘绘语）。往往辞采稍丽而情致嫌浅。故在当时，刘绘虽称“后进领袖”、“丽雅有风”（《南史》），而传世诗作却不多。不过，当其感受真切之时，笔端亦有深情蕴蓄。这首《咏萍诗》，于动、静、真、幻之中，写浮萍楚楚可怜之态。清逸秀出，摇曳生情，不失为一首颇具情趣的咏物好诗。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读该诗，自然想到作者《满江红》词中“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描写，两相比较，皆直抒胸臆，气势健举，可互为诠解。本诗中作者表达必将一雪靖康之耻，迎接君王车驾还朝的忠君之情，是一种报效祖国，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之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忠君与爱国在一般人眼里是同一的，岳飞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局限。
该诗开头“雄气”之“气”，即为诗眼，诗人之怨气、将军之怒气、爱国者的浩然正气，直冲云霄，通平天地气之所生，在“君仇”未报，如何报仇？作者要斩除敌人迎回君王，为民族大义，非一己利益。末句掷地有声，震聋发聩，凸现出诗人的形象与品格。结合诗人的人生行事，鉴赏者读此诗自不会因其平直显露，而否认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句是全诗的主旋律，这种直冲霄汉的英雄之气，使岳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第二句的“君仇”，指金兵掳掠徽、钦二帝北去一事，他鞍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因此接下来，第三句表示要迎接二帝还朝。最后一句展示了岳飞的思想境界。作为一员战将，出生入死，不为拜将封侯、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忠君王，一雪国耻。这种“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理想，是中国古代高尚士人们的人生追求。
文学史上，岳飞的诗名不显，但这首诗却豪气流贯，激昂壮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