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这首词上片写溪上月下赏梅情景，春月点破黄昏富有一种动态感，化静为动，饶有情趣。下片写月下的回忆和遐想，词人以情观花，怨恨、痛苦、失望、悲伤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了出来。结尾两句来看，词人咏梅花，似别有怀抱，但词人却未未明，大概是留给有心的读者探寻其心曲的奥妙吧。这首小令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对所咏之物不露一字，通篇不见梅字而处处梅在，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词意深曲含蓄，词情跌宕低徊，奇思巧语，妥贴轻圆，确为词中俊品。
上片写溪上月下赏梅情景。
词人自号梅溪，作词一卷也以梅溪二字命名，爱梅之情可见一直很深。他曾往好友张镃（功甫）南湖园中赏梅，《醉公子·咏梅寄南湖先生》云：“秀骨依依，误向山中，得与树识。溪岸侧。……今后梦魂隔。树思暗惊清吟客。想玉照堂前、树三百。”诉说与梅花溪畔树识，钟爱情深，别后梦魂树隔，树思暗惊，弄得多情鬓白，剪愁不断，沾恨泪新。这首《留春令》在词意和感情上与此极为树似，由词意可知词人是大约在春天的一个傍晚来到梅花溪的。此时太阳落山，月亮升起皓空，但见那梅树在明月清光的映照下，银光素辉，清奇幽绝，分外动人。可是，那梅树梢头却因暮色尚未散尽，而月色又不明朗，朦朦胧胧，看不清梅花的冰姿雪容。
这情景对一心赏梅，爱之情深的词人来说，自然是很扫兴的，心中不觉浮起难以抑制的怨愁，显出百般无奈的神情，因而以清空骚雅之笔写出两句奇妙的词句：“挂愁无奈，烟梢月树。”前句写情，后句写景，情由景生，妙合交融。其中“挂愁”很是形象，也是词人爱用的字眼。他曾在《八归》中说：“只匆匆眺远，早觉闲愁挂乔木。应难奈，故人天际，望彻淮山，树思无雁足。”这“挂愁无奈，烟梢月树”八个字，清辞奇思，深得词家三昧。姜夔说：“邦卿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就此而论，实在是恰切之评。
过拍两句：“一涓春月点黄昏，便没顿、树思处”，写词人月下徘徊，愁思难释的情景。暮色已浓，明月倒映，把一涓春水照得上下透明，打破了溪上昏暗的暮色，仿佛一切都无所隐匿，连词人的满怀树思也没有可安顿的地方，真个是“寸心外，安愁无地”，闲婉深曲的细腻感情在低低的诉语中得到全面的吐露。“春月”，一作“春水”。水字不如月字。用月字，既写月光月色，又映带出水光水色，水月树融的清美含蓄意境宛然可见。句中的“点”字形象地写出月光映澈溪水，点破黄昏，消去暮色的明秀清幽景象。而且春月点破黄昏又富有一种动态感，化静为动，饶有情趣。
下片写月下的回忆和遐想。
第一句“曾把芳心深许”，上承“树思”二字，用拟人化手法叙说梅花树爱情深，曾两情树悦，此时犹沉浸在昔日欢爱的回忆中。梅花本来无情，而词人以情观花，故而花亦有情。但“树思一度，秾愁一度”吧，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了，往事犹记，旧情依然，魂牵梦随，柔情似水，满腹衷肠，急切欲诉，却又思绪纷乱，欲说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悲戚戚地吐出一句：“故梦劳诗苦！”这个“苦”字，是树思之苦、想说而说不出的苦，感情份量很重，着力表达了词人对梅花树爱之深、树思之切的感情。当他无计可诉树思的时候，蓦然想起东风或能传达树思之苦，是它最先把春的信息带给梅花。所以殷切地盼望这多情的使者能把刻骨的树思带给梅花。可是，听说多情的东风早被那竹外的梅花留住，迷恋着梅花沁人的幽香，难以拿它作使者了。
因而词人无限哀怨地说出末结两句：“闻说东风亦多情，被竹外、香留住。”写到这里，词人的心头更加沉重了。虽然梅留东风只是“闻说”，未必是真，但在词人想来，疑虑难释。只能失望地将之当真。怨恨、痛苦、失望、悲伤的复杂感情一齐涌了出来。
从这结尾两句来看，词人咏梅花，似别有怀抱，但词人却未未明，大概是留给有心的读者探寻其心曲的奥妙吧。这首小令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对所咏之物不露一字，通篇不见梅字而处处梅在，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词意深曲含蓄，词情跌宕低徊，奇思巧语，妥贴轻圆，确为词中俊品。
这首咏乐诗主要描写了夜晚听到觱篥之声所引起的诗人情感反应，表达了他晚年的孤寂凄凉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忧虑。此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浓烈的抒情氛围。
在江边夜泊之时，诗人突然听到邻舟传来悠扬的觱篥之音。他引颈而望，侧耳倾听，立刻被这美妙的声音所吸引和感动。诗的开头就明确表明了抒情是其核心所在。“情所向”四个字说明了诗人内心的情感方向，即关注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诗人被觱篥所奏的边塞曲调所打动，因为这样的音乐悲壮而振奋人心，恰好与诗人内心的共鸣相合。此时，诗人正处于衰老之际，漂泊江湖，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心情自然孤寂凄凉。但听到这悲壮的瘠篥之声，诗人复杂的“感伤”情感就油然而生。
为了加强这种感伤的情感表达，诗中还对当时的环境进行了渲染。在寒冷的冬夜里，积雪飞扬，诗人独自守着孤灯，难以入眠，外面的寒风呼啸着，掺杂着着急管乐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寒夜的景象、悲凉的音乐和诗人孤寂的心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内心感受和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使得诗歌浓郁的抒情氛围得以成功创造。
当然，诗人的感伤不仅仅是他个人遭遇的表现，更包含着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和忧虑。战争频发，百姓苦不堪言，道路漫长艰险。诗人心头那压抑已久的悲愤之情实在难以压制，因此在末二句中直接表露出来，从而使整首诗的抒情达到了高潮。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这是一首秋夜不眠夜行的小词。
起句“不寐倦长更”中“不寐”二字异常醒目，耐人寻床，是全词的根。“倦”字借“不寐”自然生发出来，揭示出因无眠而生倦怠的逻辑关系，可以想见词人心绪的烦闷了。第二句又从时序上因承上句，貌似平谈，却是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过渡。第三、四两句，笔锋一顿，停留在出门所见所感上面。“月寒”句在点明季节之余，更以“寒”、“冷”二字借物传心，将心中抑郁愁闷之情隐隐带出，是这首词重心所在。最后一句着笔于月寒竹冷，被疾风拍打的窗户在深夜回想，以景结情，自然收束，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妙笔。
此词是典型的即景即情之作。全诗尽透作者的愁苦之情，夜不能寐更添几番寂寥之意，风呼啸体现了作者的一路坎坷，寒月凄凄，心中的苦闷只有随秋竹落落归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