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起笔还是一声叹息：“留不得！”两次叹，心情愈见深重，情调愈见悲凉。与上一首一样，作者在此片里着力以景带情去激发读者的共鸣。但在具体的描写里，手法又有变化。上一首写景不见人，这一首，人物构成画面的一个部分，以画面人物的愁苦、悲寂直接打动读者。“肠断故官秋色”，第一笔就勾勒出一个哀伤至极的人物形象。枝枯叶黄、衰草丛生的故官秋色，令其肠断，既在写景，也在写情。“故宫” 与上首词中的“故国”一脉相承。“瑶殿琼楼”极写宫殿的富丽华美，暗含了作者对故官兴盛之景的追忆。但是，了无生气的一池死水却又告诉作者那一切俱已过去。华美的官殿倒映在死寂的池水里，多么鲜明而刺激的对比。“波影直”的“直”突出地表现了故官的冷落和萧条，也突出表现了画面人物目注神驰，眼光呆滞的情态。一瞬间，万簌俱寂，一切都凝固了。作者乘机跳到远处，放大视角，摄下了一个极为凄楚、悲怆的镜头：“夕阳人独立”。昏黄惨淡的夕阳照耀着澄黄、明亮的琉璃瓦，枯黄透明的秋叶陪衬着一个瘦小孤寂的背影。象一幅质感很强的油画，却更比油画动人心弦。此处实不可留。
“见说长安如奕”，作者宕开一笔，引起下片对“思君”主题的回归。作者欲知“君”的踪迹，欲寻你而去，不知怎么做， “水驿山陲都未识”是说不知路途，不认路标。即使想与你梦中相见都不可能。既行不得，又留不得，归的路子也堵死了。“归不得”这句，感叹人生的酸楚和绝望。
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
第一首写一位宫中歌妓的愁情。这位歌妓，身居皇宫，歌舞帝前，生活奢侈。但她并非嫔妃，不能受到皇帝的亲幸，歌舞一散，各自回家。因而处境尴尬，心理失衡。“愁”为全诗之眼。首二句言居室华贵，且在皇宫。三四句言服饰奇特，山花插鬓，石竹绣衣。五六句言其身份，出入宫闱常随天子车驾。末二点明诗旨，表现出歌妓欢愉后的内心孤寂。这首五言律诗四联全都对偶。
第二首写歌妓中有人偶然被皇帝看中而极度受宠。其得幸的原因和赵飞燕完全相同，故以赵飞燕比之。前四句为比兴，以景物环境烘托宫女歌妓之美。首二室外花木，暗示美人嫩、白、香。三四殿内鸟雀，暗示善舞能言。五六句写选妓征歌。七八句写歌妓因能歌善舞而宠荣至极。此首前三联对偶。
第三首写天子赏乐。“君王多乐事”为全诗之纲。首二句似写风景，细品却是说龙恩抚远，万方朝贡。三四句言风光宜人，音乐醉人。五六句言音乐之美妙，笛声如龙鸣水中，箫声如凤鸣，遂使凤凰纷纷从空中飞下。箫声之妙，如同箫史。末二句似称颂君王与民同乐，实际暗含讽喻，且与首二句呼应。
第四首写帝与妃子嬉戏玩乐。“金宫乐事多”为全诗中心句。首句言宫中美景，且点明时令值春，以此陪衬。三四句言帝夜间无事，宫中路过。五六句写妃子花间游憩，帝过而笑，奔出花间；娇态可掬，为帝而歌。末二句言帝与妃子意兴不尽，愿明月迟度。。此二句字面意思是留住明月，好让月中嫦娥玩乐醉酒，实则让时光慢行，好多玩乐。
第五首写在春光明媚的宫殿，帝与妃子相信相爱。“罗绮自相亲”是全诗中心句。首二句写宫廷门户，曙光初照，风香日暖。风香实为花香。三四句写阳光照耀，百花争艳，池草碧绿。“争”、“暗”是诗眼。争，见花之鲜艳繁多，暗，示草长疾速，为人不觉。五六句写鸟歌人舞，自然景象与人类活动相媲美。“昭阳”句总括以上六句，为下句作陪衬。“罗绮”句为全诗主旨。综上，全诗八句，前六句全是写景，第七句总括前六句，修饰限制帝妃活动的时令环境。前七句都是为最后一句作陪衬的，但分两层。
第六首写宫女结伴游玩。“结伴游”为全诗之纲。“光明里”点明处所。中四句写宫中歌舞奏乐。乐为天乐，见其美妙；舞为艳舞，见其服丽；巧则舞姿娴熟；歌为娇歌，见其情态；半羞则娇态毕现。末二句写时至夜晚，宫女们趁月光、玩藏钩之戏。“花月夜”，一则点明游乐至夜，二则点明游乐环境之美。着一“笑”字，热闹场面跃然报纸上。“笑藏钩”与“结伴游”遥相呼应。
第七首写宫中行乐。“行乐好光辉”为全诗中心句。诗分两段。前四句写景，为主体部分作了很好的渲染。首二句写冬尽春来，梅落柳黄，为花木之景。“尽”“归”是诗眼。“尽”是说梅花整个落完；“归”使柳人格化。归在这里是使动用法，即春风使柳归来。三四句写莺歌燕栖。为鸟雀之景。“娇欲醉”、“语不飞”俱用拟人，极其生动。后四句写歌舞行乐。是全诗主体部分。五六句写日照歌席，花映舞衣，不胜光辉艳丽。第七句写时至夜晚，彩仗逶迤，宛若游龙，气势恢宏。第八句，“行乐”点明主体，“好光辉”盛赞行乐辉煌荣耀。
第八首仍写宫女游乐。首二句写宫殿楼观水绕花簇。“绿”、“红”是诗眼，突出了水与花的特征，使之色彩更为鲜明。三四句乐声，以鸟鸣为喻，使读者易于体会。五六句写宫女游乐，其中有声有色。七八句言趁风日好，去游未央宫，拓展了游乐的地域范围。
唐玄宗的旨意，原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要李白粉饰宫中的乐事。李白不能抗命，但遵命又违心。作为天才诗人，他想出了绝招：始则托言”已醉“，继而请求”赐臣无畏“。写的是”行乐“。诗人却有所”畏“，这就透露了消息。
组诗中的景物：嫩柳梨花，春风澹荡，正是良辰美景；金屋、紫微，玉楼，金殿，不啻人间仙境；卢橘，葡萄，为果中珍品；盈盈，飞燕，乃人寰绝色；征之以歌舞，伴之以丝竹，正所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皆备。于是盛唐天子醉了，满宫上下都醉了。昏昏然，忘掉了国家黎民。他们拼命享乐，纵欲无已，全不顾自己正躺在火山口上，更看不到他们一手豢养的野心家已开始磨刀。而自称”已醉“的诗人，恰恰是这幅宫中行乐图中唯一的清醒者。他在冷静地观察，严肃地思考。他原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奉诏入京，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励精图治的开元皇帝了。此时天才卓绝的李白，也只能做一个文学弄臣而已。如今偏要他作宫中行乐词，失望、痛苦，悲愤，啮噬着诗人的心。幸亏他有一枝生花妙笔，皮里阳秋，微言讽喻，尽在花团锦簇中。”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蛾眉粉黛，遍于宫廷，唯独没有贤才。”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里宫外，步步皆随声色，无暇过问朝政。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天才诗人的苦心孤诣，毕竟敌不过绝代佳人的一颦一笑。李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讽喻无力，愤然离开了长安。
李白的这组诗，写的是宫中行乐，种种豪华绮艳，曼丽风神，可谓应有尽有。但诗人孤标独醒，傲骨铮铮，偏要在“遵命”的文字中，加几根刺，挫一挫行乐者的兴头。他忧心如焚，透过这诸般“乐事”，看到的是行乐者的丑恶灵魂，想到的是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因此，盈盈，小小，罗绮，宝髻，翡翠，鸳鸯，玉楼，这美不胜收的一切，经李白的妙笔一点，便在读者心目中统统化为一片污秽。只有诗人忧世济时的胸怀，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的高超技巧，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本词描写泛舟兰溪的闲情逸致，表现了作者对故乡山川风物的热爱。本词有和婉优美的意境，朴素平易的语言，轻捷明快的节奏，读之颇觉轻松，回味又觉恬淡温馨。
开头一句说，船儿分开波浪，平平稳稳地前进，用“桂”修饰“棹”，说明这是一只装修精美、小巧玲珑的游艇；“悠悠”，说明船儿走得不紧不慢，反衬出船上人悠闲自在的情景。“烟幕层峦，绿水连天远。”这是词人在船上看到的景物，烟雾缭绕中群山起伏连绵，湖上荡漾的绿水一望无际，一直伸向远远的“天边”。风光美好，景色宜人，词人心旷神怡，不免诗兴大作，“赢得锦囊诗句满，兴来豪饮挥金碗。”美好景致的感染，使他灵感顿至，得到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赢得”，获得、得到；“满”，极言其多。创作的收获，使他得意之极，于是挥动“金碗”，开怀畅饮。“挥”字生动地写出饮酒时踌躇满志，兴高采烈的神态。诗句盛满“锦囊”，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手法用得恰当，“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夸饰》），所以读起来自然贴切，绝不会感到“言过其实”。
过片之后，继续写景，同时表达词人的感受，曲折回环，极其细密。“飞絮撩人花照眼”，“撩”字和“照”字，把漫天飞舞的柳絮和五彩缤纷的花朵写活了。本来，“撩人”也罢，“照眼”也罢，是人的主观感觉，此句中的“人”，反而变成了被动者，“飞絮”和“花”反而成了“使动者”，似这样构思奇特、新颖的句子，可谓神来之笔。“天阔风微，燕外晴丝卷”两句，进一步写出天晴朗、风和日丽的时令特征，辽阔的天空，细微的云丝，本是静境描写，但有微风吹拂，燕子飞舞，又使静中有动，“外”字分明地勾勒出景物的层次，放眼望去，燕子是在“卷”着“晴丝”的碧蓝的天下飞翔的，因此才说是“燕外”这两句用字恰到好处，颇见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词人观察细致，因此能用了了数字，绘出符合生活真实的画面。 “翠竹谁家门可款？舣舟闲上斜阳岸。”一边观赏风景，一边饮酒赋诗，可知时间过得很快，夕阳西下，该回去了，遥望岸上，于是他想到，那绿竹掩映的人家，谁家可以款待我呢？想必那其中有他的熟人和亲友住居的处所，大概他已经考虑成熟，于是驱舟上岸。
尾句与首句相呼应，从内容来说，叙述完了整个游程。由小船“分浪稳”起，到小船在“斜阳”中泊岸止，这样写就人的审美心理看，顺乎常情，且使全词上下贯通为浑然一体，结构更臻完善。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