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诗的前两句，高度凝练地追述了杜甫亲身遭际的战乱背景。由于唐玄宗晚年的淫奢昏聩，触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原大地顿时惊惶纷乱，两京相继失陷，玄宗仓猝奔蜀，多年的繁华景象化作一片狼烟胡尘，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从此一去不返。这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也是对当世中原沦陷、金人主北的现实形势的概括。诗人巧妙地抓住了历史惊人重复的现象，在追念怀古的同时，又曲折地反映了当今国土沦丧的时世，一箭双雕，天衣无缝。正如《唐宋诗醇》引张完臣所云： “‘草草’二字，状尽衰世景象，谓之咏少陵可，谓之自咏亦可。”
诗的后两句，概写杜甫乱后的遭遇及晚年寄居于此的情状。当年肃宗初立，杜甫自沦陌的长安潜逃奔风翔投效，任左拾遗。长安光复，又随驾入京。可是这样忠心为国的老臣，却因疏救宰相房瑭而不公正地被贬官华州司功参军。适又遭受大饥荒，被迫奔蜀，流落西南。报国济世壮志不酬，忧国忧民之情难消，悲愤哀凉，辗转万里。晚年时，穷困潦倒、贫病交迫，于是买舟东下归里。陆游在龙兴寺凭吊当年杜甫的寓居时，不禁联想当时情势，想象那时的诗圣在此的情状，老诗人面对凄凉萧瑟的秋景，怀着孤寂、悲凉、忧愤的心境，独伫寺门，谛听阵阵汹涌悲壮的江涛声。陆游在诗后自注云： “以少陵诗考之，盖以秋冬间寓此州也。寺门闻江声甚壮。”陆游与杜甫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际十分类似，两人的理想，追求与爱国精神也毫无二致，因而这阵阵江声同样敲击着不同时代两位大诗人的心房，悲壮呜咽的江涛正是他们真实心声的共同写照。涛声将大自然的景与诗人的情交融应合，也将古今两位大诗人的心灵交融应合，吊古即是抒今，借前人之情来抒发自身的悲愤，大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的深沉感慨。
全诗吊古伤今，借历史喻现实，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情怀。意境是博大的，一实一虚，是两个时代的缩影。画面是广阔的，万里风烟入画幅。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人善于把诗歌从千军急进的宏大战役，浪迹万里的苦难历程，一下缩小到龙兴寺门前，画出孤独者倚门而立，侧耳而听的死象，成为特写镜头。江水在奔啸，人物在静听，一静一动，为全诗创造了感伤的气氛，加浓了诗情。诗的风格，沉雄中不乏细腻；诗的结构，紧密中显得松活，诗的语言，雄浑中透出朴素之美，确是一首吊古佳作。
这首诗的主题，影响较大者有二说。《毛诗序》云：“《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邹肇敏驳之云：“思得娈女以间其宠，则是张仪倾郑袖，陈平绐阏氏之计耳。以嬖易嬖，其何能淑？且赋《白华》者安在？岂真以不贤见黜？诗不讽王复故后，而讽以别选新昏，无论艳妻骄扇，宠不再移，其为倍义而伤教，亦已甚矣。”（姚际恒《诗经通义》引）邹氏的批评可谓激切有力。但自《楚茨》到此篇共十篇，《诗序》皆以为刺幽王，恐怕也是有所本的。《诗序》之意，不过以为此篇亦《关雎》歌后妃之德之类，为借古讽今之作。邹氏抓住“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一句大作文章，也非通达之论。朱熹《诗集传》则说：“此宴乐新昏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以道学家之眼光，驳朱熹之说曰：“夫乐新昏，则德音燕誉无非贤淑，而高山景行，亦属闺门。试思女子无仪是式，而何德音之可誉？闺门以贞静是修，更何仰止之堪思？”方氏以当时的价值观规范数千年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故扞格难入。诚哉，知人论世之难也。然则朱熹之说，确为不刊之论，所以今人多从之。
全诗五章，皆以男子的口吻写娶妻途中的喜乐及对佳偶的思慕之情。首章写娶妻启程。诗从娶亲的车声中开始。随着“间关”的车声，朝思暮想的少女就出嫁了。这其中流露出诗人积蓄已久的欣喜若狂之情。然而诗人又天真地声明：“匪饥匪渴，德音来括。”高兴的原因绝非因为性爱的饥渴即将满足，而是对女子美德的崇慕，真可谓好德胜于好色了。这当然是恋人“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所以下文又禁不住一往情深地说：“虽无好友，式燕且喜。”次章写婚车越过平林。由林莽中成双成对的野鸡，想到了车中的“硕女”，再加上她美好的教养和品德，更使诗人情怀激荡，信誓旦旦：“式燕且誉，好尔无射”，我爱你终生不渝！第三章继续是男子对女子情真意切的倾诉：我家虽没有美酒佳肴，我也没有崇高的品德，但却有一颗与你相亲相爱的心。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冲口而出，感人至深。第四章写婚车进入高山。这里有茂盛的柞树。“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是当时的谚语，所以诗人由“析薪”想到了娶妻。而柔嫩鲜艳的绿叶，是美丽可爱新妇的最好比喻；由《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一句，可以确信“其叶湑兮”是写新妇的光彩照人的。这里诗人融咏物与比兴为一体，巧妙地表现了对新妇的喜爱。最后两句更是直抒情怀：“鲜我觏尔，我心写兮。”意思是说：今天和你结为伴侣，我心里真是舒服极了。尾章写婚车越过高山，进入大路。诗人仰望高山，远眺大路，面对佳偶，情满胸怀，诗句自肺腑流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叙事、写景，但更多的则是比喻。新妇那美丽的形体和坚贞的德行，正像高山大路一样令人敬仰和向往。诗句意蕴丰厚，气宇轩昂，因而成为表达一种仰慕之情的最好意象，遂成千古名句。接下两句“四牡騑騑，六辔如琴“，不仅与首章“间关”二句相呼应，形成回环之势，而且那如琴弦的六辔更是包含着诗人对婚后美好和谐生活的丰富想像。最后两句，又直抒胸臆，情结全篇。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结构上的跌宕。方玉润说：“前后两章实赋，一往迎，一归来。二、四两章皆写思慕之怀，却用兴体。中间忽易流利之笔，三层反跌作势，全诗章法皆灵。”（同上）其次是抒情手法的多样，或直诉情怀，一泻方快；或以景写情，亦景亦情；或比兴烘托，意境全出。总之，它是《雅》诗中优秀的抒情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