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全诗不写离愁,不诉怀才不遇之苦,而赞美郑处士浪迹江湖的恣意洒脱,流露出诗人欣赏羡慕的情绪,诗人在结句中透露出归隐山林,忘却俗世的倾向。 “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此句诗人代郑处士自谓,叙其身世。“白发”“浮云”本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前者意味着时光的流逝,后者多指漂泊无定,此处则表现处士的仙风道骨、落拓不羁,诗境飘逸大气而不失慷慨豪迈。颔联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具体勾勒郑处士寒时山中观棋、暖时沙洲垂钓的惬意生活,“归”“入”二字写出了毫无牵挂,以一己之身融入天地的自然,深悟归隐之旨趣,呼应“浮云一片是吾身”。颈联用张翰“莼鲈之思”、陆机“千里莼羹”两典,凝练巧妙,重视炼意。其一,以“越”“蜀”两字带出地点的转移,言其漂泊江湖,照应首句。其二,张翰、陆机皆为魏晋名士,他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为后人所赏,暗含对郑处士品格和生活方式的赞美。最后,就地取材,且精细烹调,颇富自然雅趣,远胜于席有粱肉,此郑处士远离名利之情。尾联总结其“疏放”的性格,想象日后相见“相逢一笑”的场景,蕴含着老友相见不必赘言的默契,扁舟相伴之时便也是诗人归隐之际。
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路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这首诗通过送别朋友,抒写了诗人不满现实,感叹人生凄凉悲苦的情绪。诗的首联语意双关,借送人上路指出世路艰难,前途悲凉。颔联和颈联使用工稳的对仗句式,不仅揭示了友人将会在自然之路和人生之路中可能遭受的厄运,也表达了诗人在人生旅途中的切身感受。最后一联绾合题意,抒写双方将承受的离别后的相思之苦。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说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艰难的路。当友人踽踽独去,沿途问路时,心情是多么的惶惶不安。此联中一个“穷”字、一个“独”字,乃传神之笔:穷路凄凄送挚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远行人薛华心情的真实写照,语意双关。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紧承上联“穷路”、“问津”而深入一层述说:在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颗悲凉失意的心作伴,这简直会拖垮人生不过百年的孱弱身体。这二句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语。诗人联系自己仕途的坎坷,结合自身的抱负有感而发。所以,诗意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在向远行人指出可能会遭受的厄运,其实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亲身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写到这儿,作者觉得意犹未尽,还不足以倾诉心声,更不忍与知音就此分手,于是又说:“心事凉漂泊,生涯共苦辛。”这一方面是凉情与劝慰对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离别却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顺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两句: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彼此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便是这个意思。而这篇在诀别之时,断言彼此都将互相入梦,即明说自己怀友之诚,也告诉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相思之切。“俱是梦中人”的“俱”字,似乎双方对等,而由作者这方面写出,便占得了双倍的分量。
这首诗不凉于一般五言律诗多借助景物的描绘或烘托气氛,或抒发感情,而是以叙事直抒胸臆。优美洗练的语言,创造出了生动的形象、鲜明的意境,表达了真挚的情思。“兴象婉然,气骨苍然”,是这首诗的主要艺术特征。诗人采用了“古诗”的传统手法,适当地使用叠字,增强了诗的表现力。
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棨记载,是李白奉召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是第二首。这是一首奉诏而作的表现宫中生活的诗。李白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此诗当作于次年早春。
首联写春景,为全篇作环境渲染。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比喻。但以“嫩”和“香”点染,则柔枝轻摇,如睹其形;雪海氤氲,如嗅其馨。虽着意点染,但仍极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后面四句描写皇帝的宫廷生活。玉楼、珠殿、雕辇(装饰华美的人挽车)、洞房(神仙洞府般的房屋),铺陈皇家富贵,旖旎风光。“翡翠”、“鸳鸯”均水鸟,后者雌雄双栖,常以喻情人或夫妇。玉楼、珠殿,均非水鸟栖息之所。这里是语意双关。既谓宫廷楼殿装饰着各种禽类雕塑,以表现其富丽堂皇。诗词中多称香炉为“金兽”,称被盖为“鸳衾”,也就是这个意思。也以喻人。“巢”亦作“关”。玉楼、珠殿关锁着众多的宫女。她们都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笼中之鸟。诗人对那些不幸的宫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翡翠,似指一般宫女。鸳鸯,其中之一当指李隆基,而另一位,当然就是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这也给尾联以赵飞燕比喻杨玉环作了伏笔。“妓”指女乐,“歌”指歌女,通指能歌善舞的宫女。妓需要花中选花,歌需要百里挑一,足见歌舞妓队伍之庞大。“随雕辇”,“出洞房”,乃是互文。这两句是说,后宫四万,佳丽三千,都是为皇帝一个人的享乐而存在的。从技巧上讲,这两句将宫廷深似海、宫女多如云的皇家气派渲染得酣畅淋漓。古人评诗之善言富贵者,倒不在乎多用金呀、玉呀这类字眼,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漫叟诗话》)李白这两句,可谓乃善言皇家富贵者也。
据《后汉书》,赵飞燕及其妹均有宠于汉成帝,其妹居“昭阳舍”。但《三辅黄图》称赵飞燕居之,此即李诗所本。“昭阳”与“珠殿”相照应,因汉代昭阳殿就是多以“明珠翠羽饰之”。尾联指杨玉环也与赵飞燕一样,在宫中美貌第一,得宠亦第一。这里表面上似乎是一片赞美之词,实际上暗含讽刺。《诗经》中《君子偕老》一诗,是齐国人讽刺齐宣公夫人宣姜的。宣姜在宣公死后,与其庶子姘居生子。诗中盛赞她头饰、衣衫和容貌之美,惟独不赞扬她的品德。言外之意是讽刺宣姜缺德。李白以杨玉环比汉之赵飞燕,其言外之意自然将唐玄宗比汉成帝了。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导致了“开元之治”。但到了后期,沉迷声色,任用奸佞。诗人是抱着“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愿望应诏入京的。而玄宗却只让他侍酒陪宴,“俳优蓄之”。诗人于失望之余,一再在应制诗中婉言讽谏,希冀沉醉于“温柔乡”中的皇帝能记取前朝荒淫祸国的教训,改弦更张,重振朝纲。这,就是此诗的微言大义吧。
此诗前三联对仗工整,全诗词藻华赡,音韵和谐,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确实“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本事诗》)。且承转自然,一气呵成,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
肇自齐梁的宫体诗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情感缠绵悱恻,语言纤巧农丽,风格绮靡浮艳。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却华丽而不失清新,铺张而不忘讽兴,如仙韶妙音,不同凡响。虽是奉命而作,却能自留地步。所以沈德潜说这组诗“于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