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女主人及其扇的特点。下片写扇上的水月梅图画。本词是咏女主人的扇，但女主人是谁？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认为是去姬，他说：“此扇必去姬所遗物，为陈藏一所绘者。”俞陛乘《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认为此词“为道女题扇而作”。吴文英词中是有为道女题扇之作的，如《朝中措·题阑室道女扇》。从本词内容来看，这是题陈藏一所藏或所绘的道女扇的一首词。
这首词的主旨是题扇，主要是歌咏扇上的“水月梅”图画。全词在描写扇的主人、扇的质料以及扇的图画时，都强调了它的清白、纯洁的特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珊珊，洗脱凡艳。”这首词正是具备这种超逸风格，词中水月梅品的清高，扇子的女主人也仙骨珊珊，物与人都洗脱了凡艳。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