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是一首思妇词，描写女主人公相思难解的愁苦。上片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下片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虚实相映、生动感人，笔意含蓄、手法高妙。
上阙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首句写景，描绘的是一幅凄冷孤寂的画面：花已落尽春已去，冷月当阶人独在，花难解语，月亦无声，闺中伊人，孤苦相伴。面对此情此景，闺中少妇的眼里似乎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也已年华将逝、无人慰藉的凄冷境遇和未来。所以二句直接写人，写出一个愁容不展、孤苦寂寞的女子形象。一个“愁”字，既照应了首句景色描写的用意，也点出了女子此时此刻的心境。本来落花满地、冷月当空就是最易引人伤怀念远的景象，而此情此景中女子的愁思更不是无端而发，而是有原有因的。片尾一句就是这一愁思的缘由。“远”字不仅有时空上的概念，而且有程度上的意义。时间越久，愁思越长，相距愈远，别恨愈深。也许是“去年今日”相别离，但此愁此恨却已绵绵不止，愈扯愈长了。说“还同”，其实还不相同，去年今日是新愁，但今年今日却已是旧愁新恨都在心头，愁更切，恨更深。
下阙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自古道，“女为悦己者容”，而此时，女子的容颜不整就更真实地展示出了她被相思折磨得十分愁苦的心境。《国风·卫风·伯兮》中有：“自伯之东，首为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种情怀无人能解，也无人安慰，因为相爱的人不在身边。所以女子不由自主地越思越痛、越想越难、越愁越苦，禁不住珠泪潸然，“泪沾红抹胸”。到此处，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为情所困、为愁所苦的声行容貌已鲜活可见，跃然纸上。结尾两句既是写实，又有寓意。一方面，相思之苦无可解，也许一醉解千愁，写出了女子愁苦无依、无可奈何的心情，算是给女子的相思有了一个解脱。另一方面，作者不是要为女子释去情苦，而更多的是进一步渲染女子恨情愁绪。“何处相思苦？”也就是说：最苦的是哪一处、哪一种情形？不是别的，而是“纱窗醉梦中”，梦中醉眼相见，也许欢情无限。可惜梦醒之后，无限欢情转眼成空，不但慰藉不了丝毫，反而因梦中的欢会而更加平添许多愁怨，所以最苦是梦中。这二句以设问写出，寓意丰富，含蓄蕴藉，女子的愁思怨情被表现得淋漓酣透。
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假容颜举止为画笔，于相同中见不同，虚实相映、生动感人。虽然思想格调并不高远，但笔意含蓄、手法高妙，艺术上的造诣较高。
这首诗最先让人感觉到的是夜半时分的寂静。“三更三点”表明时间正好是夜半时。这个时间人世间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万家眠”，可见在诗人感觉中外部空间是万家无声无息，一片无边的沉静。首句连用三个数词，形成一种强调的意味。这种强调，正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引导人设身处地去体味那夜半的气氛。
“露欲为霜月堕烟”，露水即将凝结成霜似乎都能察觉，自然也是在静极无聊中生出此想。而月堕雾中，夜色暗淡，又进一步加重了夜色给人的沉寂感受。“斗鼠上堂蝙蝠出”，因为人静，斗鼠和蝙蝠才这样作闹。而注意到鼠和蝙蝠，则依然由于夜静。“玉琴时动倚窗弦”，比起鼠和蝙蝠之动更微细，几乎近于主观幻觉。但正是由于有这种纤细的感觉，更显得夜静到了极点。
诗人的感觉很纤细。着意从纤细的感觉中写出他的愁怀。所谓“见此愁景，即是愁人”，可以用来说明诗的艺术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