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前序言可知，此诗为作者梦中和苏轼诗之作。在梦中，苏轼还没有去世，二人谈笑甚欢，所以这首和诗并没有苏轼去世的悲痛之情，而是表达了隐居山林的快乐和自由。
首联以调侃的语气概写二人同遭贬谪，天各一方，无法在新年举杯对饮，这是写梦中苏黄二人见面后述说阔别之情。“天教”二字既包含着对二人遭受打击的愤懑，又显示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上天教我们分离，我们却在梦中团聚了。颔联“作云作雨手翻覆”延续“天教”之意，写政敌对二人的残酷打击；“得马失马心清凉”则进一步宣示了二人对命运的抗争——残酷的打击并不能击垮我们，我们心态平和，怡然处之。正如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所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颈联以前代贪官元载为例，表达对当朝那些气焰熏天、骄奢淫逸的权贵的鄙夷不屑。“何处”与“谁家”变文同义，无处可寻；谓元载当年那么贪婪骄奢，今天又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就是当朝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也会像元载一样灰飞烟灭。尾联以占卜之龟虽受礼敬却刳肠而死与丘壑之龟曳尾涂中却自由而活对比，表示苏黄二人虽遭受打击却得到了隐居山林、吟咏山水的快乐，避免了身居要位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又焉知非福呢？照应上文“得马失马心清凉”，首尾圆合。
这是一首拗体律诗。从句式、对仗、章法来看，都是律诗的写法。但从平仄来看，却多为拗体句。如“得马失马心清凉”为三平尾句，“何处胡椒八百斛”为三仄尾句，“谁家金钗十二行”倒二拗，“三沐三舋取刳肠”倒六倒四连仄拗等。这种平仄的拗折与句法的生新及全诗桀骜不驯的精神相配合，形成瘦硬劲拔的风格。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