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咏叹常娥（即嫦娥）在月中的孤寂情景，抒发诗人自伤之情。前两句分别描写室内、室外的环境，渲染空寂清冷的气氛，表现主人公怀思的情绪；后两句是主人公在一宵痛苦的思忆之后产生的感想，表达了一种孤寂感。全诗情调感伤，意蕴丰富，奇思妙想，真实动人。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这两句描绘的是主人公环境和永夜不寐的情景。室内，烛光越来越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深深的暗影，越发显出居室的空寂清冷，透露出主人公在长夜独坐中黯然的心境。室外，银河逐渐西移垂地，牛郎、织女隔河遥望，独处孤室的不寐者看着这一派银河即将消失。那点缀着空旷天宇的寥落晨星，也行将隐没。“沉”字正逼真地描绘出晨星低垂、欲落未落的动态，主人公的心也似乎正在逐渐沉下去。“烛影深”“长河落”“晓星沉”，表明时间已到将晓未晓之际，着一“渐”字，暗示了时间的推移流逝。索寞中的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尽管这里没有对主人公的心理作任何直接的抒写刻画，但借助于环境氛围的渲染，主人公的孤清凄冷情怀和不堪忍受寂寞包围的意绪却几乎可以触摸到。
寂静的长夜中，看到明月，也自然会联想起神话传说中的月宫仙子──嫦娥。据说她原是后羿的妻子，因为偷吃了西王母送给后羿的不死药，飞奔到月宫，成了仙子。“嫦娥孤栖与谁邻？”在孤寂的主人公眼里，这孤居广寒宫殿、寂寞无伴的嫦娥，其处境和心情不正和自己相似吗？于是，不禁从心底涌出这样的意念：嫦娥想必也懊悔当初偷吃了不死药，以致年年夜夜，幽居月宫，面对碧海青天，寂寥清冷之情难以排遣吧。“应悔”是揣度之词，这揣度正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感情。由于有前两句的描绘渲染，这“应”字就显得水到渠成，自然合理。因此，后两句与其说是对嫦娥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不如说是主人公寂寞的心灵独白。
这位寂处幽居，永夜不寐的主人公究竟是谁？诗中并无明确的交代。诗人在《送宫人入道》诗中，曾把女冠比作“月娥孀独”，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诗中，又以“窃药”喻指女子学道求仙。因此，说这首诗是代困守宫观的女冠抒写凄清寂寞之情，也许不是无稽之谈。唐代道教盛行，女子入道成为风气，入道后方体验到宗教清规对正常爱情生活的束缚而产生精神苦闷，三、四两句，正是对她们处境与心情的真实写照。
但是，诗中所抒写的孤寂感以及由此引起的“悔偷灵药”式的情绪，却融入了诗人独特的现实人生感受，而含有更丰富深刻的意蕴。在黑暗污浊的现实包围中，诗人精神上力图摆脱尘俗，追求高洁的境界，而追求的结果往往使自己陷于更孤独的境地。清高与孤独的孪生，以及由此引起的既自赏又自伤，既不甘变心从俗，又难以忍受孤孑寂寞的煎熬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在这里被诗人用精微而富于含蕴的语言成功地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含有浓重伤感的美，在旧时代的清高文士中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诗的典型意义也正在这里。
谢脁北楼是南齐诗人谢脁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唐时改名叠嶂楼，是宣城登览的胜地。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陵阳山冈峦盘屈，三峰挺秀；句溪和宛溪的溪水，萦回映带着整个城郊，真是“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这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度来到了宣城。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首联是说，江边的城池好像在画中一样美丽，山色渐晚，我登上谢脁楼远眺晴空。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岚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净!凭高俯瞰，这“江城”简直是在画图中似的。开头两句，诗人把他登览时所见景色概括的写了出来，总摄全篇，一下子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去了。这就是李白常用的“开门见山”的表现手法。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颔联是说，两条江之间，一潭湖水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江上两座桥仿佛天上落下的彩虹。“两水”指句溪和宛溪。宛溪源出峄山，在宣城的东北与句溪相会，绕城合流，所以说“夹”。因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清，它平静的流着，波面上泛出晶莹的光。用“明镜”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双桥”指横跨溪水的上、下两桥。上桥叫做凤凰桥，在城的东南泰和门外；下桥叫做济川桥，在城东阳德门外，都是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建筑。这两条长长的大桥架在溪上，倒映水中，从高楼上远远望去，缥清的溪水，鲜红的夕阳，在明灭照射之中，桥影幻映出无限奇异的璀璨色彩。这哪里是桥呢？简直是天上的两道彩虹，而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镜”之中去了。这里诗人想象的丰富奇妙，笔致活泼空灵，又一次令人惊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颈联是说，橘林柚林掩映在令人感到寒意的炊烟之中；秋色苍茫，梧桐也已经显得衰老。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静寂的，山冈一带的丛林里冒出人家一缕缕的炊烟，桔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渐老的时候了。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完全沉浸在他的视野里，他的观察是深刻、细致的；而他的描写又是毫不粘滞的。他站得高，望得远，抓住了一刹那间的感受，用极端凝练的语言，再随意点染中勾勒出一个深秋的轮廓，深深的透露出季节和环境的气氛。它不仅写出了秋景，而且写出了秋意。如果我们细心领会一下，就会发现它在高度的概括之中，用笔是丝丝入扣的。
中间两联是具体的描写。这四句诗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从首联的一个“望”字生发出来的。从结构关系来看，上两句写“江城如画”，下两句写“山晚晴空”；四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又是有层次的。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尾联是说，除了我还有谁会想着到谢朓北楼来，迎着萧瑟的秋风，怀念谢先生呢？这结尾两句，从表面看来很简单，只不过和开头两句一呼一应，点明登览的地点是在北楼上；这北楼是谢脁所建造的，从登临到怀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顺便说了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谁念”两个字。“怀谢公”的“怀”是作者自指；“谁念”的“念”是指别人。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临风怀谢公”的心情没有谁能够理解。这就不是一般的怀古了。
李白在政治上被权贵所排挤、弃官而去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之中，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客中的抑郁和感伤，特别是当秋风摇落的季节，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的旧游之地，现在他又来到这里。一到宣城，他就会怀念起谢脁，这不仅因为谢脁在宣城遗留下来像叠嶂楼这样的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谢脁对宣城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脁楼上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脁所吟赏过的山川，缅怀他平素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的悲剧一生，虽然古今异代，然而他们的文化基因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这种渺茫的心情，反映了他政治上苦闷彷徨的孤独感；正因为他政治上受到压抑，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得寄情山水，尚友古人。他当时复杂的情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此诗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
首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
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的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人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
尾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俗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申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