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向向暖、朝来底事¹，尚飘轻雪？君过向来纡²组绶(shòu)³，我应归去耽(dān)⁴泉石⁵。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秋柳》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了这四首诗。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
本诗为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出色的诗歌。写秋柳的摇落憔悴，从而感叹良辰易逝，美景难留。全诗辞藻妍丽，造句修整，用曲精工，意韵含蓄，风神高华，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因此为一时绝唱。
白下门，指今江苏南京。那是六朝的首都。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当然可说是没落了。所以，在古代的诗词中，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
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此马死后，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以示悲悼。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其女儿即诞生于此，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诗人在此加上“梦远”二字，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所以，诗人所感到的，并用来传给读者的，乃是彻底的，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
于是，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莫听临风三弄笛”。也就是说，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然而，“玉关哀怨总难论”。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又逃避不了，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
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