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短诗,在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作者对当前局势的无限痛心。人世间事,错综复杂,诗人在无何奈何之余,只好藉明神以示警,设想到终有一天石亦能言,则一切是非恩怨,自无所遁于天地之间。语极沉痛。一二句谓神明司过,不冤枉好人,不放纵坏人;暗中策谋,乃招祸之门。三四句谓莫因无人知晓而敢于暗中欺人,将来总有一天,真相大白,石亦能为证。
此诗纯为议论,而论中有象,其象则在“暗室欺人”、“石亦能言”;而议中寓情,其情在“岂令”、“由来”、“莫为”、“须虑”,虚字呼应,一气转旋,每转愈深。对此类题目的诗,实在是很难以一般七绝的艺术技巧来衡量了。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姚合极称赏王维的诗,特别追求王诗中的一种“静趣”,此诗就反映了这个倾向。
首两句:“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姚合自称“野性多疏惰”(《闲居遣怀》其八)。一个性格疏懒,习于野性的人,认为不适宜为官临民,这在旁观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这点,终年住在城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求静不得,求闲不能,皆由于自己的“不自识”。本不乐于城市,今终年住在城里,总得自己寻个譬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因此认为在城市亦算是隐居。“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武功县诗》)自己作这样一番解释,是明心迹,也见心安理得了。这儿写身处县城,却透露了心地的静趣。
景况也确是这样:“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这第二联写的正是适应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从首二句一气贯注而来。没有马迹过门,就是表明来访者稀少,为官很清闲。蝉声聒噪,充满庭院,是因无人惊扰,反觉闹中处静;写的满耳声音,却从声音中暗透一个“静”字。上句写出清闲,下句写出清静。正是于有声处见无声,反感静意笼罩。
在这清闲、清静的城中一隅,诗人是“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这第三联从“病”写性情。病,带点小病,旧时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风雅事;病而不废吟咏,更显得闲情雅致。现今“休官”,连小小的职务也不担任之后,真是梦境也感到很清闲,很清静了。写来步步幽深,益见静境。唐人由于受佛家思想影响,有所谓更高一层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于“禅”,所以第四联作者自问:“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何时能摒除一切萦心的俗务,求古先生(指佛)学这种禅观呢?观,即观照。妄念既除、则心自朗然无所不照。这样的境界,就是禅观(即禅理、禅道),是清闲、清静的更高一境。借禅理说心境,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鄙视厌恶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艺术上静趣的境界。
姚合是写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层层写来,一气贯注;诗句平淡文雅,朴直中寓工巧,而又畅晓自然,所以为佳。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