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鼓吹歌十八曲之《君马黄》歌辞为:“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按明人胡震亨解释,这是一首隐言交友不终,各奔东西的诗歌。但“后人拟者,但咏马而已”,似未解其意。诗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而且加以发明之,借以歌颂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谊。
开头四句咏马起兴,以马色之不同作反衬,言人心之无猜。马色一“黄”一“白”,对照鲜明;马色与人心相比,一异一同,相得益彰。接下二句承上而来,写“我”与友人骑马外出游乐,双双行进在洛阳路上。洛阳是东汉的京城、唐代的东都。那里市井繁华,名胜林立,是游冶之佳处。“双行洛阳陌”一句不仅点明此行之豪壮,而且表现了行影不离之友谊。这好似李白与杜甫的交游: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曾到过洛阳一次。当时杜甫也在洛阳。于是两位大诗人相会了。从此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翌年,杜甫在齐州所作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虽是他俩同游历下的情景,但从中也可想象到他们当初在洛阳相识时,也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的。
下二句为了渲染人物之显赫,还描写了他们的衣着和饰物:佩着长长的宝剑,闪闪发光;戴着高高的红冠,十分耀眼。这样的装饰,不仅表现了外在美,而且揭示了他们超凡的精神世界。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诗中说:“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之所以“好此奇服”,是因为怀信侘傺,不见容于世,故迥乎时装以示超尘拔俗。李白与屈原千古同调,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处。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二句一从经济着笔,一从政治落墨,意在表现他俩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以上二句极言他俩家资丰厚,靠山坚实。
“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二句转写友人遭到了不幸: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时不免误入陷阱一样,壮士也会遇到暂时的困迫。猛虎乃兽中之王,啸震山岗。落难亦不落威。此句以猛虎作比,言壮士落难后仍不失当年之威风。
最后两句紧承上句诗意,既是对落难朋友的回答,也是诗人情志的抒发。“相知在急难”一句正体现了“危难见真交”的至情。俗语云:“人在难处思亲朋。”能急友人之难的人才是真正的“相知”,所以诗的最后说:一个人自顾自身修好,那会有什么益处呢!此句似他问似自语,余意不尽,惹人深思。
这首诗虽然以乐府为题,写汉地言汉事,但诗的主旨却是为了以汉喻唐,即通过咏史来抒发诗人贵相知、重友谊的襟怀和赞颂朋友间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
此诗采用乐府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而且融进了李白诗歌所特有的豪放风格。语言明快而活泼,格调清新而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豪宕之情。因此,高棣说:“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
李白感情充沛,瞬息万变。为适应感情表达的需要,他的诗在结构上也变幻多端。此诗也如此,言事抒情既一气呵成,又抑扬有致。开头至“俱为五侯客”,是平叙,但调子步步升高,至“长剑”以下四句蓄势已足,然后突然一转——“猛虎落陷阱”,好似由高山跃入深谷,诗调变为低沉。最后二句调子又一扬,既承且转,似断实联。全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
诗歌前四句写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难之际需要严武这样的旧臣。严武在玄宗朝曾任侍御史,肃宗朝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不说朝廷而说中原,是赞扬严武为众望所归,表明他这次还朝,是大家所盼望的。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这四句赞扬严武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各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严武也到灵武辅佐肃宗,搞好安定团结。后两句借用张天步,比喻国家的政治局势。这是说严武过去在中央工作,曾经激于忠愤,协助打开当时的局面,收复两京。塞上由于战争而扬起的沙尘,说严武镇守四川,又从容不迫地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平息下去了。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首句用典《庄子·逍遥游》上的寓言: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度,背负青天,然后图谋迁移到南海去,用来比喻志向远大。这是赞美严武抱有大志,要将四川地区治理好,有如大鹏展翅,而今奉召回朝,又好比它回翅由南方飞返北方。“北极”一句,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体最高处,其它的星都拱卫着它。这是赞美严武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工作,这次内调中央,更加接近,和其他大臣一道犹如众星捧着北极星。“漏鼓”一句是设想严武上朝情景,待漏听鼓,直到天亮。“宫莺”一句,这是点明严武入朝已在夏天,宫莺都不歌唱了。鸟叫得好听叫啭。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事实上,“玉帐术”一句是典用一种迷信说法。这是说严武还朝后,虽然留下了玉帐术,足以“静塞尘”保护成都人民。突出严武在四川政绩,令百姓思念,最后写杜甫自己淹留四川心中惆怅,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终老蜀地,争取再回朝廷做官,从多角度写赠别之意。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核心,也是杜甫最郑重的嘱咐——如果严武回朝担任辅弼要职,一定要克尽职守,不能临危惜身。
严武入朝既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也在客观上使杜甫又失去了经济依靠,此后二年诗人漂泊在梓州、阆州,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复回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又携家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