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此诗是一首咏史诗,是借吟咏楚国之事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首七绝。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这两句写了四种景物,句中的“山”指巫山,“离宫”是楚宫,“江”即长江。这两句采用顶针的句式,重叠楼、宫,加重加深其意,强调其主体地位,以扣紧题中“楚”字。头一句由“山上”到“离宫”,再到宫上之楼,由下而上,一层一层向高处描写;次句又由楼而宫,由宫而江,由上而下,一层一层向低处描写,这样描写凸显出了明显的立体感。“暮江流”的“流”字,又透露出时光流驰的无穷无尽。从此宫此楼出现之日,流到此时,以后还将流到永远。昔日的楚国已成陈迹,只有离宫依旧,暮江东流,景中充满古今变迁和岁月易逝的慨叹。
上面两句,已写出一派荒凉景象,第三句“楚天长短黄昏雨”,又用重笔再加渲染。这句取象构词,意含双关,构思非常巧妙。它既是实写眼前之景,“黄昏雨”三字,又暗用宋玉《高唐赋并序》中巫山神女自称“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语意和《神女赋并序》所载楚襄王梦神女事。“长短”二字既可作偏义复词,取“长”之义,形容楚天,因为巫峡一带,江两岸削壁千仞,对峙入云,只见长天,幽远莫测,“巫山巫峡气萧森”(杜甫《秋兴八首》);又可形容暮雨,言其长长短短,似断似续,给楚宫蒙上一层如梦似幻的气氛,与襄王梦会神女之事相合。而上句之江特取“暮”江,此句之雨特写“黄昏”之雨,则是意在渲染环境的凄楚。
以上三句均为写景,可以说画出了一幅“楚宫暮雨图”。暮色凄迷,凄风苦雨洒落江上,楚宫一片荒废,一切都牵动人的愁怀。所以结句说,当年宋玉对此情景,即使无愁,也会悲愁不已,点出全诗主旨。“无愁”和“亦自愁”对比成文,故为跌宕,更见出悲愁之深。
因为前面三句已把凄惋哀愁的气氛渲染得非常浓重,所以末句就显得非常自然。“宋玉无愁亦自愁”一句中,这“愁”表面看去仅仅是因景而生,实则也是语义双关。宋玉《九辩》说,楚国国势危殆,贤才失路,“坎廪(困顿,不得志)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余萎约(衰萎瘦损)而悲愁”。此与上句用“黄昏雨”暗指襄王荒淫腐败,文意正是一贯,所以由此可见作者用意。李商隐政治上亦是极不得志,几乎一生都在幕僚中度过。所以诗中的宋玉,其实就是作者的化身,诗中表现的,就是作者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的怨愤,对统治者不用贤才的愤懑,以及对唐王朝前途的忧虑。
全诗看来,此诗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构思非常巧妙。诗中不实写史事,不发议论,而是用围绕主题的各种有代表意义的景物,构成一个特殊的环境,用它引发人的感叹,以此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不但三、四两句语含双关,整首诗也意义双关。以末句的“愁”来说,就有三层意思:宋玉因景而生之愁,宋玉感慨国事身世之愁,宋玉之愁亦即作者之愁,三者融为一个整体,不着半丝痕迹,正是此诗的高明之处。
词的上片通过选取江南农村独具特色的题材和生活场景,描写了乡村生活的安恬美好,表达了洋溢在作者心头的喜悦。“北陇田高踏水频”,北面高地上的农民在不停地踏着水车,灌溉农田。“频”充满动态和声势,也暗示出农民在农忙时节的辛苦勤劳。“西溪禾早已尝新”,与此不远的一个村庄,农民们已收割完早稻,他们已碾出了新米,蒸出了喷香的米饭。“尝”写出丰收年景的来之不易和丰收年景里人们的喜悦。“隔墙沽酒煮纤鳞”,一天的劳作结束,煮上从河里捞到的细鳞鱼,倒上白天买来的酒,有吃有喝,有滋有味,一天的疲惫和辛苦都烟消云散了。上片三句描写的是三幅画面,三幅画面地点不同,风采各异,似同时(或先后)收入作者的眼帘,构成一幅充满生机、生动独特的农村生活画卷。“北陇”“西溪”“隔墙”等词语不仅突出了乡村气息,更暗示出空间的开阔广袤,读来让人思维活跃疏宕,毫无局狭之感。
下片通过夏天风雨不定独特天气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宠辱不惊的淡定心态。换头两句“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忽然凉风吹拂,接着飘来几星细雨,就在人担心要下雨的时候,抬头望天,带雨的云一眨眼又无影无踪了!表意一波三折,波澜起伏。这两句写夏天独特的天气变化,内容倒平常无奇,但表达上有不凡之处,形式上少了几分词的随意灵活,多了几分诗的整饬和表意的含蓄及理趣。但此时,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风雨阴晴上,而是在最后的结句“卖瓜人过竹边村”一句。有了这一句,前面的风雨阴晴变化即是过眼烟云。至此,小令的境界顿然跃升。
上片先写北陇踏水灌田,西溪收稻尝新,继写沽酒煮鱼。足见农事辛勤,生活安乐。下片写忽降微雨,清凉宜人,转眼云影飘散,蓝天当空,卖瓜人在绿竹丛生的村庄推销产品。通篇清新淳朴,生活气息浓厚,宛如一幅生机盎然的浙西农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