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首三句叙友谊。以下入辛先生的志行。“杨郎”句用杨恽《报孙会宗书》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又云：“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这三句说辛克清不逐（征，有求的意思）利。下三句说辛也不求名。
“诸公衮衮”是主语，“云霄直上”是谓句。杜甫《醉歌行》赠郑广文云：“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用的也正是这句话。“乃作道边苦李”，用王戎幼与群儿嬉，不折道边李，以为必苦李事。见《世说新语·雅量》。东坡《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我愿得全如苦李。”词意正是这样。“五千言”二句是说辛克清有得于道家的哲学。不肯让“造物”（客观的辩证法）戏弄自己。就是说，不求名利，也就无所损辱。
下片说平生志欲结邻，多少年前曾同到东冈去相宅，准备他年结邻。哪知相宅之处，柳已老，松已高。卜邻的地还是不能到手！这六句一气呵成，气势恢宏。第三句插入一顿，便不伤直致。柳老松高，接上“岁月”无迹。“悲桓”“对阮”连用可谓悲而雅。那么，两人对十丈软红尘中的生活呢？长干白下，俱在金陵，青楼朱阁，美人所居。像这样奢侈豪华、舒适的生活，在他们两人看来，有如水中月，镜中花。结尾说，不如听任窊尊中的酒斟得满满的吧，因为老夫还没喝醉哩。洼（窊）尊，元结为道州刺史时，发见东湖小山上石多洼下，可作无数酒樽。于是建亭其上，作《窊尊铭》。又有《窊尊诗》。结句说：“此尊可常满，谁是陶渊明！”
这首词的风格在白石词中是独特的。可以说它朴老，也可以说是朴老放逸。朴老是基调。这可以看做是白石的功底。词论家公认白石是先专学山谷（黄庭坚），后来由江西诗派引入晚唐，主要是学陆龟蒙。于是转以这支妙笔写词，词又独具一格，影响词坛近一千年。他的底子只是个朴老，能朴老便可以弃绝纤巧轻奇，便不以达到别人能写的文章自己不写，自己要写的是别人写不了的东西。元遗山（元好问）论江西诗派说：“古雅谁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白石之所以可上接杜陵，只看他的朴老的风致，自是少陵亲血脉。宋翔凤便说过：“词中之有姜白石，犹诗中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寄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乐府馀论》）但白石的性情让他自己的词变为清空超妙一路。他是在朴老放逸的基础上深思积学，自证妙境的。这和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有关系。有人说白石从辛弃疾来，其实转似较远。
这首词虽不是白石的代表作，但它能表明一点：惟性情深厚的人才可以写出朴老的词。由此积学深思，才可以证入圣境。从浮华新巧入手只能成就小家小派。不能把白石道人说成江湖游士。游士或清客，是绝无这样深厚的性情的。
这首绝句写山中樵夫的生活。诗在表现艺术上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诗写的是深山的樵夫，但没有明说，通过“古渡”、“涧底”二词，含隐不露地告诉大家；二是诗写樵夫一天的生活，以“又作全家明日谋”暗逗，说明樵夫天天如此，带有典型性。这样细微的构思，是宋人绝句的长处，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诗人写樵夫的生活，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写的呢？这点可以根据对诗的不同的理解来推敲解释。如果着眼于末句“又作全家明日谋”，则可如此解说：诗人认为樵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辛辛苦苦地打了柴，远远地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钱只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中，又忙着磨快斧头，为明天的生活考虑。再进一步扩大思维，如果樵夫病了，或者刮风下雪，他的“明日谋”岂不是要落空，家中便要挨饿了。因此，诗人表现的是对樵夫辛勤劳累仍不能保证温饱寄予同情，“颇优游”三字是有意调侃，发泄心中的不平。如果着眼于“盘缠一日颇优游”一句来推论，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诗人对隐居山中、水边的自食其力逍遥容与的樵夫、渔翁一直抱赞赏企羡的态度，认为他们远离扰乱红尘，友麋鹿，伴烟霞，是最令人赏心适意的生活。《西游记》第九回开场时，有一大段渔樵问答，对各自的逍遥自在，大肆夸耀，就很能说明问题。萧德藻正是从此出发，说樵夫隐居深山，远离人间是非；他每天打了柴，行歌古渡，易米市菜，只要够了当天的用费，便不再烦心。回到家中，面对青山绿水，悠闲地磨着斧子。这样的生活，大有“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般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是历来文人始终向往而难以拥有的生活境界。因此，诗人写深山樵夫，正是对他毫无争竞、自得其乐的生活作出歌颂。
这首诗是作者在镇江金山的题作。诗以清新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将羁旅的愁苦，客子的孤独，乡梦的频繁，征衣的尘垢，艺术地表现了出来，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抒情手法上，既有直接表达，也有景物衬托。。
“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一出，“客愁”两字已赫然在目。扬子江渡头，几回回经由，江上风波依旧，而旅入已添了新愁。
“西飞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铺衍旅人奔波愁劳之状。太阳天天东升，天天西落，自是无止无息，且不知起讫，然作者竟有“忙于我”之想，显是极无理之语，不过，由此无理语，其感叹自己天涯奔走、东西飘泊的情致，由浅转深。与此出句相对应，对句言向南蜿蜒伸展的青山显得格外清冷，不近人情，一点也不理解旅人客愁之深，反而像在冷冷地嘲笑人，实借青山的整暇和凝重，来反衬人因有所求而离乡背井、抛妻别离是多么的无谓。
想到这一层，作者不免有一种怅然和失落无所依的感觉，由此虽然刚从京师来，衣衫上还沾染着那里的灰尘，但故国之恩已频频入梦，搅得人无法安睡了。这里，“敝裘犹带帝京尘”一句，是用晋诗人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典，读者想及陆诗，当会对作者在京师的那番劳苦，有更深入的了解的。
“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对沙鸥一怆神。”承此意，由已及人，作者想到自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正和自己一样，天涯作客，四方糊口，山长水阔，欲再携手欢会、谈古论今而不可得，不由得神情悄怆，黯然至于悲怀难抑。“吟对沙鸥”可能是实景实写，即作者午夜梦回，辗转床铺，再难入睡，所以披农出户，江头散步，见鸥鸟而起意；也可能是虚景虚写，作者既不得安睡，于是重捻灯火，调弄笔墨，赋诗寄慨，也许他想到了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吟唱，借来入诗。人生本是尘世寄迹，居无定所也属当然，正像这高翔天地间的沙鸥，东止西橱，所以，“沙鸥”在此成了一科孤单飘泊、无所着落的象征。一经吟出，全诗的愁情愁绪，得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读者的思绪，也由此脱开去，浮想联翩，去体会诗人的孤苦，寻觅自己的感怀。
反映羁旅行役之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自《诗经》开始，不绝于史籍。旅途的劳顿，寄居他乡的陌生感，以及无所归依的空寂无聊，很容易被诗人捕捉，并且，他们常将这种羁旅之孤单，上开为对整个人生孤独感的体验，由此，诗的内涵得到充实，诗的境界也变得阔大。作者的这首《渡江》，用素朴清老的语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而对仗之工稳，措词之精警，更使此诗获得普遍的好评。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