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着力表现了竹子那顽强而又执着的品质 。是一首赞美岩竹的题画诗,也是一首咏物诗。
开头用“咬定”二字,把岩竹拟人化,已传达出它的神韵和它顽强的生命力;后两句进一步写岩竹的品格,它经过了无数次的磨难,才长就了一身英俊挺拔的身姿,而且从来不畏惧来自东西南北的狂风的击打。郑燮不但写咏竹诗美,而且画出的竹子也栩栩如生,在他笔下的竹子竹竿很细,竹叶着色不多,却青翠欲滴,并全用水墨,更显得高标挺立,特立独行。所以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是写人,写作者自己那种正直、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性格,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风傲骨。同时,这首诗也能给我们以生命的感动,曲折恶劣的环境中,战胜困难,面对现实,像在石缝中的竹子一样刚强勇敢,体现了爱国者的情怀。
这首诗里竹有个特点,它不是孤立的竹,也不是静止的竹,而是岩竹,是风竹。在作者郑板桥的诗画中,竹往往是高尚品行和顽强意志的象征,而风则往往是恶势力的代表。诗人用”千”、“万”两字写出了竹子那种坚韧无畏、从容自信的神态,可以说全诗的意境至此顿然而出。这时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已不再是几杆普通的竹子了,我们感受到的已是一种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而这一切又都蕴涵在那萧萧风竹之中。
这首诗的语言简易明快,却又执著有力,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竹子生在恶劣环境下,长在危难中,而又自由自在、坚定乐观的性格。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吹雨打,但它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个“咬”字,写出了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最后一句中的一个“任”字,又写出了竹子无所畏惧、慷慨潇洒、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总体描写了竹子以及作者的高风亮节。
“杜陵贤人清且廉,东谿卜筑岁将淹。”讲述杜陵贤士清正廉洁、东溪卜筑终老的淡泊人生。其中,“卜筑”强调了东溪公隐居的决心,寓意出东溪公的人品及其决意在此过清贫的生活。
“宅近青山同谢脁,门垂碧柳似陶潜。”诗句中含有两位诗人名字:南朝齐诗人谢朓和东晋诗人陶潜。谢朓诗歌影响了唐代诗风,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陶醉过了多少代人。诗句中借南朝齐诗人谢朓和东晋诗人陶潜的高尚品格喻杜陵贤人安贫乐道、不慕荣利的人生情怀。
“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描绘出一幅鸟儿后院飞翔高歌、是飞花落絮送酒的艳丽景色,更是突显出《题东溪公幽居》中的“幽”字,幽僻之处、深而幽静。与此同时,诗人将“飞花”拟人化,飘舞的花朵“送酒”为来客喝酒助兴,以此营造热烈氛围,暗示了主人对客人的真诚。
“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意境开阔,让人感受到杜陵贤人的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性情,但亦蕴含着盘内空空没有菜蔬、三亩两亩闲田也懒种的田园生活,表现出东溪公的“清且廉”,照应开头,首尾照应,再次升华主旨。
全诗围绕“清”“廉”两字为主线,以谢脁、陶潜喻东溪公杜陵贤人,诗中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突显杜陵贤人的清正廉洁、高雅绝浴,同时也肯定了东溪公的淡泊明志之情。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