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这首诗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借写汉武帝求仙徒劳，来嘲讽唐宪宗服药石以求长生，荒诞误国，对古今帝王追求神仙长生的愚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首联“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起笔徐纡，“无消息”与“生愁色。相对，既把诗的背景追溯到神话传说之中，又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汉武帝刘彻身上。尽管汉武帝生前追求长生不死，喝玉露，吸元气，但结果还是葬身茂陵，与世长辞。这说明人类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颔联“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虽无“愁”字却延续了愁意。“愁”是诗人精心结构的意象。西王母的青鸟没有带回长生的消息是一愁，金盘承露，服食无法长生又是一愁。其愁的延长，那茂陵破败的景象无不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因而，诗人认为最使人感到伤悲的，是茂陵上空高照的明月。言外之意，最可叹的是汉武帝求长生的徒劳。唐人有借汉说唐的习惯，因此，对汉武帝的讽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两句说明自然界一切物质都在变化发展，巨石造成的麒麟天长日久也会崩裂，雕刻在粗大宫柱上的虬龙总有一天会肢体断折。可见那种所谓长生不老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这反映了李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末句是说只有这轮光照千古的明月，阅尽人间沧桑，是汉武帝求长生未遂的见证人，也是当今君王执迷此道而荒误国政的见证人，汉武帝虽然有求仙的迷信思想，但毕竟还不失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因此，作者在诗中也表现出对他有所惋惜。
这首诗从歌颂汉武帝的雄图大略入手，却感叹人之生老病死不可抗拒。这是借汉武帝来讽刺唐宪宗的痴心妄想，意在反对服药石以求长生这类荒诞无稽之事。此诗意境悲凉，笔势奇崛，情致冷峭。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