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一至二句直抒客居他乡，至春不归，远离朋友的思念之情。叙述自己羁旅在外，本已多恨，现在又逢春天来到，自己仍是独处异地，无法回去与知己乡友欢聚，因而更是恨恨难平。一个“恨”字感情色彩浓重，表达了对去家为官的厌倦和思友之深切。“春”字点题，并引出下面的景物描写。
三至六句描写诗人所看到的翠枝绿水、鸟飞鱼戏的春景，这是一幅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壮丽画面。刻意描绘“春日”景象，是全诗的精彩所在。“翠枝结斜影，绿水散圆文”，写春的静默，并映照出诗人的孤寂。“结”字用得很精妙，将视线由实引向虚，又由虚来反映实，虚实相连相衬，层次分明。“散”则用得很舒展，以层层涟漪来反映水之宁谧、轻微、柔和而又有节奏。诗人一定对大自然的沉思和无声的叹息有所共鸣。这二句造语自然，对仗工巧，很能体现诗人锻词炼句的功夫。“戏鱼两相顾，游鸟半藏云”，诗人写鱼和鸟，多么亲昵、快活而又自在。“戏”和“游”互文见义，突出了鱼和鸟的欢快。“半藏云”，“半”字用得也很精妙。是指鸟儿飞得很高，在云中忽隐忽现。这二句的视点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同时也在把眼前的春的活泼引向一种虚幻的境界。这里呈现着的，是一幅青山绿水、鸟飞鱼跃，充满生机活力的春景图。本应令人心旷神怡，尽情游赏，而诗人想的是连鱼鸟也结伴同游，相互欢乐，何况我们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自然就触景生情，想到故乡朋友，如同他们一道流连于春景之中：或登山远眺，神州大地，万紫千红，尽收眼底，或临江垂钓，桃花鱼汛，鱼肥蹦跳，定能满载而归；或游园观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饮酒赋诗，必有佳作。只有这样与朋友一同欢乐，才是春日里真正的欢乐。由此，这四句景物描绘实际也完成了诗人心境的写照。
七至八句对朋友直述，现在是想念您的时候。既点明了景物描写的意义，又呼应了诗的开头。“何时不悯默”，实际是开头“旅心已多恨”的某种重复，只是换作了反诘语气。“多恨”是一种直叙心意的说法，“悯默”还见出某种神态的刻画。“是日最思君”，语气凝重，情深意长，令人慨叹。这两句说，我旅居在外，与故乡朋友分离，无时无刻不在默默不语地为此而忧愁，况今日面对大好春光，不能与之共赏，多么可惜，对您更加无比地想念。这是本诗的主题，也是诗人寄诗乡友的主要目的。
诗人恨为春至而添，思因景触而深，首尾合作一意。中间点染春日物色，翠枝、绿水，纯然景语；戏鱼、游鸟，寄思于物。语不在裕，却能写出景物撩思万般，使首尾珍重语自然有着落。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亦仿佛与这首诗末联有所通会。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