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范成大是一位热爱自然、热爱农村生活的诗人，他虽然“累官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尝帅蜀，继帅广西，复帅金陵”，但却对乡土具有一种赤子之心的感情，从“不须飞盖护戎装”一语来看，这首小令当写于戎马倥偬之中，写于他军旅生活的江村道上。
小令上阕写他在江村道上的所见：十里平畴，稻穗已黄，微风袅袅，送来阵阵新谷的芳香，而那素净的木槿花在农家篱笆前飘落下片片洁白的花瓣，丛丛的青竹间缕缕游丝正在秋天的丽日下闪着熠熠的金光，词人骑着马来到一处果木林立的山冈下，举头一望，满树果实累累压在枝头，有的还青绿未熟，有的则已经透着成熟的金黄。这三句诗是三个典型意象群，它把秋日农村的美景作了极其形象的概括，写出了江南农家的独特风貌，而且，富有视角的流动感和行踪的变化性，使读者随着诗人的马蹄“走马看花”地欣赏江村道上的一路风光，词人对农村生活与自然景物的热爱也便由这景物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读者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
下阕写词人在江村道上的感受。当然上阕也是词人的一种感受，但偏重于主观上的一种情绪的抒写：“浓雾知秋晨气润”，写出清晨在浓雾中行进的那种微妙的感觉：秋晨田野上往往飘散着浓浓的雾霭。古人说“一叶知秋”，殊不知浓雾亦可知秋，这种由艺术到哲理性的提炼为人所未道，因而显得非常新颖独特。雾浓则湿度大，湿度大则空气润。“秋晨气润”又是一句艺术性兼生活哲理性的概括，它毋宁是词人希望归返自然的象征。“薄云遮日午阴凉”是词人行于江村道上的又一直觉感受，它与“不须飞盖护戎装”相连，就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薄云”就是一柄遮天盖地的太阳伞吗，有了这样的天伞，人就可以受用天然的荫凉，而避免酷日当头的曝晒，这比用车前的飞盖来遮阳要强似百倍。词人在这里好像也有一种寄托：归返大自然比之戎装事主要自由自在得多，小令的深层意蕴就在这里。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内容点评
《辋川别业》是一首写景言情的七律，写王维在辋川隐居时期的田园生活。此诗先写作者来到辋川将近一年，回来时正好赶上春耕的农忙季节。沿途所见雨中浓绿的草色，足可染物；水上火红的桃花像是要燃烧起来，十分迷人。作者与乡间的人们相处无间，无论是僧人还是隐居乡里的老人，一听说作者回来了，都披衣倒屣赶来相见，开怀畅谈柴门之前。这与陶渊明的“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样，表现了乡里间淳朴亲密的人际关系，与“人情翻覆似波澜”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乡间田园生活的喜爱。
前四句诗中作者运用了夸张的设色法。春播的季节，山野之中最惹人注意的就是春草与桃花。春草是怎样的，桃花是怎样的，人们大都有亲身感受。所以，要处理得使人如身临其境，是不大容易的。但王维自有见地，他使用了“堪染”来突出一个“绿”字，用“欲然”来突出一个“红”字，这就是画家的眼光、画家的用色法。把红与绿给予高度的强调——红得似乎要燃烧起来；绿得好似可以用作染料。于是盎然的春意，便通过红绿二色的突出与夸张而跃然纸上了。
颔联两句为传世名句，写的是辋川春天的景色。将静态景物，写得具有强烈地动感，使本已很美的绿草、红花，被形容得更加碧绿，更加红艳。这种色彩明艳的画面，反映了诗人“相欢语笑”的喜悦心情，意境优美，清新明快。这两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秾丽的春景，与“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王维《田园乐七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格律分析
从格律上看，此诗有四处拗，其中前两处可以确定有救。全诗后半部分平仄较为混乱，出律颇多。第一处是第三句“雨中草色绿堪染（仄平仄仄仄平仄）”第五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对句“水上桃花红欲燃（仄仄平平平仄平）”第三字变仄为平救。第二处是第六句“伛偻丈人乡里贤（仄仄仄平平仄平）”第三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句内第三字变仄为平救。第三处是第七句“披衣倒屣且相见（平平仄仄仄平仄）”第五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第四处是第八句“相欢语笑衡门前（平平仄仄平平平）”，首先，第八句与第七句失对；其次，第五字本应用仄声，这里用了平声，三平尾在格律诗中几乎是一种错误句式，但在此诗的特殊情况下，或可理解为是对第七句拗的一种另类补救。此诗还存在“失对”现象。第六句根据第五句平仄情况，格律本应为“平平仄仄仄平平”，但此处却用了粘，是为失对。第八句根据第七句平仄情况，格律本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但此处却用了粘，再次失对。此诗后半部分发生的连续失对，拗而不救，三平尾等现象的集中出现，在格律诗中非常罕见。
秋已深了，远望南京城东的钟山，万物凋零，寒山肃杀，犹如劫后余烬，一片寥落荒芜的气象。首二句紧扣题面，从落叶下笔，“万木稀”三字说明已是落叶纷飞的时候了。“秋老”的“老”字下得很重，表明金陵一带笼罩在萧飒的气氛之中，而“劫尘”二字已说出江山易代的沧桑之痛。杜甫本有“玉露凋伤枫树林”的句子，但如今木叶尽脱的景象使人感到的并不是风霜之侵袭，而是作为帝王之都的金陵气数已尽。所以三、四两句更明显地揭露出政治的变幻是诗人悲秋感伤的真正原因。就是在三年以前，清军南下的铁蹄践踏了这紫金山前、玄武湖畔的大好河山，弘光政权随之倾覆，钱谦益虽然觍颜事敌，偷生苟活，而心中却也充满着矛盾与痛苦，故他于诗中每每发泄其故国之思。“金陵王气”显然是用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句子，而这里分明是指明王朝的衰败。故这两句中对明亡的惋叹是十分清楚的，说叶落缘于王气衰竭二非关金风秋露，自然是故作痴语，但用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确是十分沉痛的。
李商隐的《霜月》中说：“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即借咏物而表现处于严峻环境中的乐观态度，然钱谦益则反其意而用之。嫦娥独自依月，涂有桂树相伴，青女履霜无依，倍感凄寒。五、六两句由落叶而想到月中的桂树，想到摧落黄叶的严霜，然分明以素娥、青女自况，暗示了自己于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中所感到的孤独与忧伤。最后两句归结到落叶上，原先一片葱翠茂密的树林，如今已是荒败如沙漠，在那广漠无垠的寒空中一只孤雁掠过，更增加了秋林的荒寒落寞之感，给全诗平添了低沉灰暗的调子。而那寒空中孤独的飞雁，岂不是诗人自身的象征吗？
这首诗借咏物而自抒怀抱，表现了钱氏此诗的故园江山之思。这一方面自然出于他降清后未得重用、而又身系囹圄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有感于清政府的残暴肆虐，因此他的心情是颓丧的。
王士祺论明末清初有三派，以为“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分甘余话》）；钱谦益的弟子瞿式耜也说“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序》），都说钱氏的诗源本杜甫，即以此诗为例，风格沉郁顿挫，遣词造句、用典使事都极为娴熟，也近于杜甫的诗风，所以向来被视为钱谦益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