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颀最著名的诗有三类，一是送别诗，二是边塞诗，三是音乐诗。李颀有三首涉及音乐的诗。一首写琴（《琴歌》），以动静二字为主，全从背景着笔；一首写胡笳（《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以两宾托出一主，正写胡笳；这一首写觱篥，以赏音为全诗筋脊，正面着墨。三首诗的机轴，极容易相同，诗人却写得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妙。这首诗的转韵尤为巧妙，全诗共十八句，根据诗情的发展，变换了七个不同的韵脚，声韵意境，相得益彰。
“南山截竹为觱篥”，先点出乐器的原材料，“此乐本自龟兹出”说明乐器的出处。两句从来源写起，用笔质朴无华、选用入声韵，与琴歌、胡笳歌起笔相同，这是李颀的特点，写音乐的诗，总是以板鼓开场。接下来转入低微的四支韵，写觱篥的流传，吹奏者及其音乐效果，“流传汉地曲转奇，凉龟胡人（指安万善）为我吹，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写出乐曲美妙动听，有很强的感染力量，人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下文忽然提高音节，用高而沉的上声韵一转，说人们只懂得一般地听听而不能欣赏乐声的美妙，以致于安万善所奏觱篥仍然不免寥落之感，独来独往于暴风之中。“长飙风中自来往”这一句中的“自”字，着力尤重。行文至此，忽然咽住不说下去，而转入流利的十一尤韵描摹觱篥的各种声音了。觱篥之声，有的如寒风吹树，飕飗作声；树中又分阔叶落叶的枯桑，细叶长绿的老柏，其声自有区别，用笔极细。有的如凤生九子，各发雏音，有的如龙吟，有的如虎啸，有的还如百道飞泉和秋天的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四句正面描摹变化多端的觱篥之声。接下来仍以生动形象的比拟来写变调。先一变沉着，后一变热闹。沉着的以《渔阳掺》鼓来相比，恍如沙尘满天，云黄日暗，用的是往下咽的声音；热闹的以《杨柳枝》曲来相比，恍如春日皇家的上林苑中，百花齐放，用的是生气盎然的十一真韵。接着，诗人忽然从声音的陶醉之中，回到了现实世界。杨柳繁花是青春景象，而此时却不是这个季节。“岁夜”二字点出这时正是除夕，而且不是做梦，清清楚楚是在明烛高堂，于是诗人产生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想法：尽情地欣赏罢。“美酒一杯声一曲”，写出诗人对音乐的喜爱，与上文伏笔“世人解听不解赏”一句呼应，显出诗人与“世人”的不同，于是安万善就不必有长飙风中踽踽凉凉自来往的感慨了。由于末了这两句话是写“汲汲顾影，惟日不足”的心情，所以又选用了短促的入声韵，仍以板鼓收场，前后相应，见出诗人的着意安排。
这首诗与作者另外两首写音乐的诗（《琴歌》《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最不一样的地方，除了转韵频繁以外，主要的还是在末两句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琴歌》中诗人只是淡淡地指出了别人的云山千里，奉使清淮，自己并未动情；《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中诗人也只是劝房给事脱略功名，并未触及自己。这一首却不同了。时间是除夕，堂上是明烛高烧，诗人是在守岁，一年将尽夜，不能不起韶光易逝、岁月蹉跎之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想排遣这愁绪，只有“美酒一杯声一曲”，正是“对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之际，无可奈何之一法。这一意境是前二首中所没有的，诗人只用十四个字在最后略略一提，随即放下，其用意之隐，用笔之含茹，也是前两首中所没有的。
后来李商隐曾有“一杯歌一曲，不觉夕阳迟”之句，北宋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词中也有“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之句，取材与用字，都和李颀这两句相同。但同一惘惘不堪之情，李颀以高华的字面，挺健的句法暗表；李商隐则以舒徐的态度，感慨的口气微吟；晏殊则以委婉的情致，摇曳的风调细说。风格不同，却有一脉相通之处，可见李颀沾泽之远。
词以一女子的声口，抒写她因婚姻不幸，与情人诀别的悲怀。开头用民歌传统的起兴手法，“吴山青，越山青”，叠下两个“青”字，色彩鲜明地描画出一片江南特有的青山胜景。吴越自古山明水秀，风光宜人，却也阅尽了人间的悲欢。“谁知别离情？”歇拍处用拟人手法，向亘古如斯的青山发出嗔怨，借自然的无情反衬人生有恨，使感情色彩由轻盈转向深沉，巧妙地托出了送别的主旨。
“君泪盈，妾泪盈”，过片承前，由写景转入抒情。临别之际，泪眼相对，哽咽无语。“罗带同心结未成”，含蓄道出了他们悲苦难言的底蕴。古代男女定情时，往往用丝绸带打成一个心形的结，叫做“同心结”。“结未成”，喻示他们爱情生活横遭不幸。不知是什么强暴的力量，使他们心心相印而难成眷属，只能各自带着心头的累累创伤，来此洒泪而别。“江头潮已平”，船儿就要起航了。“结未成”“潮已平”，益转益悲，一江恨水，延绵无尽。
这首词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反复咏叹，情深韵美，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词采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复沓形式，在节奏上产生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咏的艺术效果。词还句句押韵，连声切响，前后相应，显出女主人公柔情似水，略无间阻，一往情深。林逋沿袭《长相思》调写男女情爱，以声助情，用清新流美的语言，唱出了吴越青山绿水间的地方风情，创造出一个隽永空茫、余味无穷的艺境。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