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全唐诗》中收张潮诗五首，其中《长干行》还可能是李白或李益的。张潮的几首诗，除了一首《采莲词》是写采莲女的生活，其余都是抒写商妇的思想感情。从这些诗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都不难发现深受南方民歌的影响。
这首诗的第一联：“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不见还”。“茨菰叶烂”的时间当在秋末冬初。“莲子花开”的时间当是第二年的夏天。去年茨菰叶烂的时候在西湾送别，眼下又已是荷花盛开了，可盼望的人儿还没有回家。也可能他曾经相许在“莲子花开”之前返家的。这是先回忆分别的时间、地点，再由此说到现在不见人归。说来简单，可诗人却描绘得有情有景，相思绵绵。前者暗示出一个水枯叶烂、寒风萧萧的景象，它衬托出别离的凄楚；后者点染出满池荷花、红绿相映、生机勃勃的画面，反衬出孤居的寂寞难耐。笔法细腻含情。
“茨菰叶烂”、“莲子花开”这两个镜头交替的寓意，从时间上看就是要表现出一个“久”字。“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久而不归，思念之苦，自不待言。“白日寻思夜梦频”，诗的第三句就转到写“梦”。由久别而思，由思而梦，感情的脉络自然而清晰。同时，诗的第三句又回应了第一句，“别西湾”，暗示了对方是沿江而去，所以这“梦”也就“不离江上水”。“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这当是“妾梦不离江上水”的另一个原因。
按照一般写法，接下去可能就要写梦中或梦后的情景，可是诗人撇开了这个内容，凌空飞来一笔──“人传郎在凤凰山”。出人意表，而且还妙在诗也就戛然而止。至于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她是喜是忧，是乐是愁，诗人却不置一词，让读者去体会。首先，这个消息的到来，说明了自己是不知人已去，空有梦相随，往日多少个“不离江上水”的“梦”，原来是一场“空”；其次，这个消息还意味着“他”时而在水，时而在山，行踪不定，又不寄语，往后便是梦中也无处寻觅，那难言难诉之苦，隐隐怨艾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可谓结得巧妙，妙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余情不尽。
这首诗上下两联各以意对，而又不斤斤于语言的对仗，第三句是一、二句的自然延伸和照应，第四句又突乎其来，似断不断，把诗推向一个更为凄楚、失望的意境。它明快而蕴含，语浅而情深，深得民歌的神髓。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这首诗因颔联两句饮誉诗坛。王衍品读之后，很是欣赏，于是赐张蠙霞光笺，并将召掌制诰。权臣宋光嗣以其“轻傲驸马”，遂止。
首联“百战功成翻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概括点出老将心境的寂寞及其门第的冷落。一个“翻”字，甚妙。老将有别于隐士，不应“爱静”，却“翻爱静”；“侯门”与仙人的洞府有异，不应相似，偏“渐欲似”，这就把这位老将不同于一般的性格揭示出来。
颔联、颈联四句，作了具体刻画。“墙头雨细垂纤草”，“侯门”的围墙，经斜风细雨侵蚀，无人问津，年久失修，已是“纤草”丛生，斑剥陆离。状“纤草”着一“垂”字，见毫无生气的样子，荒凉冷落之意，自在言外。“水面风回聚落花”，写园内湖面上，阵阵轻微的旋风，打着圈儿，把那零零落落浮在水面上的花瓣，卷聚在一起。这里只用了七个字，却勾画出一幅风自吹拂、花自飘零、湖面凄清、寂寞萧条的景象。园林冷落如许，主人心境可知。这是诗人寓情于物之笔。
“井放辘轳闲浸酒”，老将取井水之凉，使酒清凉爽口，写其闲适生活。“笼开鹦鹉报煎茶”，打开鹦鹉笼子，任其自由往来，好让它在有客光临时报告主人，督请煎茶待客。这两句从侧面借助物情来反映人情，不仅使画面的形象鲜明生动，构成一个清幽深邃的意境，而且深刻细腻地揭示出老将的生活情趣和精神状态，手法相当高明。
尾联“几人图在凌烟阁，曾不交锋向塞沙”，用反诘的句式对老将进行规劝与慰勉，揭出诗的主旨。据《新五代史》载：蜀王建五年曾起寿昌殿于龙兴宫，“画建像于壁”，并且还起“扶天阁，画诸功臣像”。这两句是说：在凌烟阁画像留名的人，又有谁不曾在战场上立过功呢？功劳是不可抹煞的，感到寂寞与萧条是大可不必的。
这诗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前六句铺写老将寂寞闲适的“仙家”生活，后二句笔锋一转，点明旨意，文势波澜曲折。本来，以“百战”之功赢得封侯的老将，在诗人看来更应竭力报国。可“功成”反爱起“静”来，这是出人意外的；“静”且不说，还愈来愈欲“似仙家”，一点世事也不关心了；不唯如此，竟连自己居住的园林也懒得去经营修葺了。铺写老将的消沉，一层比一层深入，反过来证明规劝老将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如果说，前者是“画龙”，那么后者就是“点睛”；二者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使诗歌的“理”，在情景交融的画面中表现出来，规劝之旨，体现于诗情画意之中。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