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忆昔，通过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下片抚今，写如今国破家亡、沦落天涯，写出作者对往日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回忆往昔。
开篇二句，从眼前节候节物着笔，写元宵节的环境氛围。严冬余威尚未消退，残雪未尽，梅花凋残零落，黄昏时刮风下雨，春寒料峭。恶劣的气候，暗淡的黄昏，令人压抑、沉闷，难以尽兴游赏，从而勾起对昔日元宵节的回忆。
“长记”四句，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周密《武林旧事·大礼》载：“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又说：“禁去岁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这里作者特点“小红楼”、“杵歌”、“预赏”，说明作者所“长记”的元宵不是一般的元夕，而是南宋朝廷观灯的往事。“杵歌昏昏，鼓声叠叠”，极写昔日元宵观灯歌舞不绝，热闹喧腾的景象，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
下片抚今。
过片宕开一笔：“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这里写出国破家亡、沦落天涯，无以寄身的凄惨和难脱的愁绪。过去上元夜于宫中宴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的美好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梦中去”三字，进一步写出作者对往日元宵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以上所写，既突出昔元宵节的美好，又反衬出今年元宵节的凄凉。
所以作者接下去有由昔而今、由梦境而回到现实，自设问答：“今年上元何处度”设问，应片头“天涯客鬓愁成缕”句，领起下文。接着以“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作答，说明今年元夕不是在都城临安的“小红楼畔”，而是在“乱山茅屋”之中；不是往日“杵歌昏昏，鼓声叠叠”的繁华，而是面对着“寒炉败壁”，孤苦凄凉；自然自己所观赏的也不是“火树银花流溢的繁灯焰火，而是青荧的令人发愁的“渔火”，满目凄楚的元宵节物出而已。着末写出悲惨处境，悲愤几极。
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前八句集中笔墨写蚊子的特性，活画出了腐朽官僚的丑恶嘴脸。首先，它们的重要特点是都不敢正大光明地活动，只有在“沉沉夏夜”中，才“喧腾鼓舞”，“伺暗”而动。诗歌第一句“沉沉夏夜闲堂开”，一开始就点出时间，接着写“伺暗”、“喜昏黑”，深刻地表现出了“飞蚊”那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本性。正因为它们是在黑暗中活动，所以使得糊涂人辨别不清，而聪明者也迷惑起来。其次，它们特别善于聚众起哄，“嘈然歘起”，其声“殷殷若自南山来”，好像从南山传来的隆隆的雷声。这里用雷声来比喻“飞蚊”聚集的鸣叫之声，虽带夸张，但却非常形象，并且暗用了《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传》中“夫众煦漂山，聚蚊成雷”的典故，使得诗意更为含蓄、深厚。第三，它们都心地歹毒，在花滴露珠、月色初上的朦胧中，乘人不备，利嘴相加，给人以突然伤害。这三种特性，既是“飞蚊”的特点，也是朝中那些腐朽官僚的特点，他们为了迫害正直的人，也像“飞蚊”那样，暗中活动，造谣惑众，纠集起来，乘机给人以致命的中伤。诗人抓住他们与“飞蚊”的共通处，进行比喻，使他们的本性更加鲜明突出，极为清楚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就比直接写他们生动得多，有力得多。从“嘈然歘起”、“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这些感情色彩很强的措语中，诗人对它们的厌恶、鄙视之意，也溢于言表。在写法上，诗人纵横交错地来表现它们的特性，既井然有序又变化有致，且便于夹叙夹议，把诗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沛和强烈。
从“我躯七尺尔如芒”以下四句，写诗人对待“飞蚊”的态度。从形体上看，以堂堂七尺之躯与小如芒刺的“飞蚊”相比，其间悬殊，不啻霄壤，诗中满含极为蔑视之意。但接着却一转，“我孤尔众能我伤”。“飞蚊”虽然小，但却很多，从数量上看，却又占着明显的优势，所以情况是“能我伤”，它们是足以给人造成伤害的，这表现出诗人清醒的头脑。因为只有正视现实，才能采取正确的应付措施。“天生有时”二句，就写出了诗人对付它们的办法：蚊子孳生之时是无法抵挡的，只好暂时躲进蚊帐里去。“遏”是阻止之意，“设幄”即装上帐子，“匡床”即方正的床。两句的意思，就是俗语所说的“惹不起，躲得起”。此时，作者贬官之后，待罪朗州，他在政治上孤立无援，明显处于劣势。那些如“飞蚊”一样的官僚把持朝政，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气候，诗人一时无法相与之抗衡。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暂时的退避，这对于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当然是明智的抉择，而决不是软弱胆小。这四句写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政治意义，启人深思。
最后两句，诗人以坚定的信念，预言了“飞蚊”的必然灭亡：“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清商”即秋风，潘岳诗：“清商应秋至。”“丹鸟”即萤火虫。据《大戴礼记·夏小正》及《古今注·鱼虫》说，萤火虫能吃蚊子。两句说，等到秋天一来，你们这些小小的蚊子，都要去喂萤火虫了。前一句与“沉沉夏夜闲堂开”相照应，夏去秋来，这是季节推移，谁也无法更改，暗示出蚊子的必然灭亡。后一句与上面对“飞蚊”的赫赫威势的描写，也恰成对比，那不可一世，“利嘴迎人”、“能我伤”的蚊子，这时都要被吃掉了。通过这样照应、对比，不仅使全诗显得严谨、完整，而且也突出了“飞蚊”的可悲、可耻的下场。“秋日晓”三字，以清秋丽日的美景，烘托出诗人政治家的乐观情怀；“羞”字，又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对“飞蚊”的鄙视。诗人在身处逆境中，能够往远处想，往大处看，不因一时的挫折而颓丧，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豪爽的气度，值得推崇。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四句一转韵，平仄相间，读来既觉稳健，而又具有跳跃性的变化；最后两句另起一韵，且用仄声，在声情上使全诗收结得刚健有力。整篇语言较为质朴，但其中“露华滴沥月上天”、“清商一来秋日晓”等句，又富有文彩，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诗人的独特风格。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道家和佛家，都将人生看作是一场梦，认为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幻，唯有育化万物又为万物归宿的“道”及普渡众生的“佛法”，才是真实的，永恒的。故李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他要在醉中来忘却这如梦的人生。诗人通过醉酒表达了对丑恶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时在醉意朦胧中，以新的眼光发现新的天地，充分享受人生乐趣。当诗人从醉梦中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烦嚣的尘世已变得分外安宁：“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庭前花丛中，有一只小鸟在鸣叫，原来春天已经到了。原来世界中还有这样鸟语花香，春光明媚的幽美境地。这种幽美之境与其说是大自然的赐与，不如说是诗人心境的表现。他醉前竟百视而不一见，而如今在醉后醒来才突然发现，正是因为李白的心境在沉醉后平静了下来，他才会在安谧宁静的春光里发现了以前不曾发现的幽美之境。这种发现，犹如哲学上的顿悟，使人突然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理境界，那是超凡脱俗的另一个世界，一切人间的忧虑和烦恼，都不复存在了。在这里宠辱皆忘，只有审美的观照、心灵的宁静。
对于这种醉后悟道境界的突然到来，诗人非常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很久没有这种心境了，因此感慨再三。他很想让这种心境多持续些时候，怕自己过早地酒醒，又回到残酷的现实社会中来，被种种忧心的事所折磨，因此，他还得再喝上几杯。“对酒还自倾”，直喝到月上中天。他对酒狂歌，逍遥自得，久久地陶醉在无忧无虑的世界里。
这首诗深受陶渊明《饮酒》诗的影响，是“拟陶之作”，但又保持着李白自己的风格，写得“流丽酣畅”。不象陶渊明那样沉静、淡泊，只在沉醉的时刻，有些陶渊明的影子，等他一旦完全醒来，就又回复到豪放旷达的李白了。
《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此段引文系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今本《吕氏春秋》失载。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这两个版本文字较繁，是据《吕氏春秋》又加增补而成。《吴越春秋》中并说到涂山女的名字叫女娇。（《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夏禹娶亲之事，发生在治水过程中。《史记·河渠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说：“禹湮洪水十三年。”关于这十三年中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有概括的介绍：“（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但《尚书·益稷》记大禹的自述为：“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这两则材料都是说大禹只告了四天“婚假”，即“复往治水”。可见其婚娶是在治水期间。《史记》所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不包括回家结婚这一次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或许此“八年”是从新婚离家时算起；这样，大禹“三十未娶”，于三十岁这一年结婚时，在外治水已有五年的历史。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见《礼记·曲礼上》，但《仪礼·士冠礼》等说十九而冠），表示已成年，可以娶妻了。大禹至三十岁而未娶，已是晚婚的“大男”。《吕氏春秋》说他急于结婚是“恐时暮失嗣”，即担心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无法传宗接代。他对女色并不贪恋，所以新婚才四天便重又离家去治水了。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古代一般认为狐狸是瑞兽，是吉祥的征兆，因而他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短歌吟唱。首句中的“绥绥”是描述狐狸的样子。前人对《诗经·卫风·有狐》的“有狐绥绥”之“绥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雌雄并行貌或独行求匹貌。《涂山歌》中之白狐既然有一定的象征性，当以独行寻求配偶的后一解释较为近是。次句以表示厚实、粗大的“庞庞”形容白狐的“九尾”。以上两句，是用具有象征和比喻意味的瑞兽白狐独行求匹的意象起兴，接着的后两句即转向关于大禹求偶的正题。古人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左传·桓公十八年》），指男女的结婚成家。故“成于家室”，即指大禹同涂山当地的女子成婚。涂山人认为这件婚事意义深远，故结尾一句说“我都攸昌”。“都”，原指城邑，这里具体指涂山当地；后两句合起来的大意就是：大禹与涂山女子成亲会使当地繁荣昌盛。
这首《涂山歌》的传奇性，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便具有一定的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吴越春秋》中的《涂山歌》所增补的句子中有“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二句，更是直接站出来表明九尾白狐与大禹婚事二者之间正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从科学的观点看，将社会人事同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比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来看，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正好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幼稚的一面。读这样的诗，除了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之外，也使读者如同成年人面对幼稚天真的儿童一般，可以领略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